地质学成为民国发展最快的学科，这位国际学者功不可没
《葛利普与中国古生物学》，孙承晟编著，科学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定价：198元 ■韩琦
明清之际和晚清时期，西方科学两度较大规模传入中国，而近代科学在中国的真正发展则始于20世纪初。从科学史的角度看，中国本土科学家的成长、科研机构的建立，以及科学精神的养成，乃是近代科学在中国得以扎根的主要因素。
民国初年，在逐渐形成的各门学科中，地质学无疑是发展得最早和最快的学科之一。1913年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地质研究所成立之初，面临政治动荡、战争频仍、经费紧缺等诸多困难，但中国的地质学仍得以迅速发展。此后，地方地质调查所和高校地质系相继建立，年轻地质学家不断成长，大量研究成果涌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在古生物学、地质学等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批81位院士中，地质学家即占据6席，可见一斑。
地质学在中国何以发展得如此迅速？这得益于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学者的领导有方，也离不开当时一些著名西方学者，如安特生、葛利普、德日进、步达生、巴尔博等的鼎力合作。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地质学的发展与国际合作密切相关。以丁文江为代表的中国地质学领导者，通过国际合作，培养本土研究人才，产出重要的研究成果，同时为外国学者提供友好的研究环境和条件，反映了他们长远的战略眼光。
关于中国地质学的早期历史，学界已取得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对于中外地质学者的合作，中国地质学如何实现本土化等问题，因原始材料发掘不足和研究视角的单一，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2012年，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的鼓励和支持下，“地质学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作为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得以立项，由我来主持项目的研究工作。我邀请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张九辰研究员、孙承晟副研究员作为核心成员。我主要负责跨国的竞争、合作与交流，研究欧美地质学家与中国地质学本土化的关系。张九辰从多元体制角度讨论民国时期地质学的本土化进程，着力刻画科学传播的地方印记。鉴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紧密联系，以及葛利普在古生物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加之孙承晟有3年在北京大学的求学经历，我自然想到他是研究葛利普和中国古生物学这一课题的最佳人选。同时，我也让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参与课题，从事晚清地质学的传入、晚清民国地质学教科书、民国地质调查所与地质事业史料汇编，章鸿钊著述整理，美国中亚考察团及外国在华地质学家如维理士、德日进、巴尔博的研究。
在项目进行过程中，课题组成员系统搜集并整理了中国、瑞典、美国、法国等相关机构所藏的丰富档案资料，对相关人物、机构、事件展开了深入研究，完成书稿4部，发表重要研究论文20余篇。孙承晟编著、在科学出版社付梓的《葛利普与中国古生物学》，就是其中一项成果。
葛利普是20世纪上半叶享誉世界的古生物学家，1920年应丁文江之邀来华，担任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和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他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古生物学的著作，如《中国地质史》、《蒙古之二叠纪》、多卷本《脉动理论下的古生代地层》、《年代的节律：从脉动理论和极控理论看地球的历史》等；1922年协助丁文江创办的《中国古生物志》成为当时世界著名的学术期刊。此外，葛利普还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古生物学家，如孙云铸、赵亚曾、杨钟健、张席禔、尹赞勋、斯行健、黄汲清等，他们均成为20世纪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中国古生物学从无到有，并为世界瞩目，很大程度上是葛利普的功劳。
1943年，葛利普不幸被日军禁于北京东交民巷的英国大使馆，抗战胜利后获释，但不久即于1946年3月20日因病去世。遵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葬于北京大学地质馆。1982年，适值中国地质学会成立60年之际，葛利普之墓被迁至北京大学（燕园）。
孙承晟2002年随我攻读博士学位，致力于明清之际西学在中国传播的研究。他加入“地质学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课题之后，通过发掘国内外档案文献，就葛利普的地质学理论、在北京大学的教学活动，以及对中国学术社团的建设，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系列学术论文，受到学界的好评。同时，他通过国内外期刊报纸，广泛搜求中外学者为葛利普写的传记或纪念性文字，以及葛利普为中外学者撰写的纪念性文章或相关科普文章。现在，他将这两个有机部分汇为一编，并附有自己的专论，很好地反映了葛利普对中国地质学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及他作为一名著名学者在其他领域的影响。
这些文章，展示了一个丰富、立体的葛利普形象，以及当时中外学者相互之间交往和互动的生动情形。相信此书的出版将大大推动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的研究。此书的问世也反映了“地质学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项目的研究潜力，以跨国科学史和国际合作的视角深入探讨中国早期地质学史仍是研究者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香港理工大学教授，本文为《葛利普与中国古生物学》序言，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