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丽人”的变异｜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
“无论我们面对的是人类还是‘机械丽人’，爱欲都不会根植于对他者的了如指掌，而是源于交流中生成的未知空间。”
——陈婷婷：《从“安卓”到“机械丽人”：一场概念的旅行及当代技术启示》，《外国语言与文化》2025年第4期，页125-135。
本期评议：梅剑华 陈新宇 文本摘选：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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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来自此为2026年第4期（总第19期）。作者陈婷婷向我们讲述了“机械丽人”的命运。人形机器人为何多是女性？即便无性别，似乎也有女性某种影子。机器人正在从文本想象走向技术现实，当人们为此欢呼时，大概未曾主动思考人类内心在渴望什么，以及如何处理自我、社会与机器人的关系。作者从19世纪的文本开始讲“机械丽人”，“安卓”是现代社会最初的设计形象，然则其原初设计理念已经被背离。“机械丽人”变为“完美恋人”“情感劳工”与“物化客体”三种符号。。
以下内容由《外国语言与文化》授权转载。文中括号内数字为所引文献的页码。摘要、参考文献及注释等详见原刊。
作者｜陈婷婷
19世纪晚期的法国象征派以诡秘难解又令人感怀的诗性语言，与彼时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自然派分庭抗礼。象征派作家维里耶·德·利尔–亚当（Villiers de L’lsle-Adam）对自然科学表现出浓厚兴趣，他在科幻小说《未来的夏娃》（L’Ève future）中细致描摹出“机械丽人”（the mechanical beauty）的“生命系统”——平衡、声音、动作和表情等。不同于弗兰肯斯坦式的尸块缝合，“机械丽人”展现出精密绝伦的机械结构,“将最极端的实证主义与最肆无忌惮的唯灵论相结合”（Beyler-Noily101），预示出一幅现代科技图景。
《未来的夏娃》
作者：[法]维里耶·德·利尔–亚当
译者：李颦儿 闭朝莲
版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未来的夏娃》将仿人机器人命名为“安卓”（Andréide），该词2003年被用作智能机器操作系统的名称。这部小说也是机器人题材作品的源头之一。德国科幻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从中获得了灵感。日本动画电影《攻壳机动队2：无罪》（Ghost in the Shell2:Innocence）和《尸者帝国》（The Empire of Corpses）借用了小说中的“机械丽人”之名“Hadaly”。小说的开创性在于塑造出可与人类匹敌的仿真机器人形象，其中有关爱情的言论与当代人的爱情表征也存在跨时代共振。小说在技术伦理方面的书写同样富于启示性，但这一点长期被忽视。本文将其视为“机械丽人”概念发展史中的关键节点，追溯其前史、定型再到符号化的语义变迁。
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1927）剧照。
在文学、艺术及其衍生市场中，机械和女性（尤其是少女）之间有意或无意的联结屡见不鲜。机器与女性形象的结合能够柔化技术给人的冰冷印象，但“在服务和护理场景中使用女性机器人可能会强化社会对性别角色的刻板认知”（Poel63）。大多数情况下，女性机器人很难拥有主体性，但若将作品中的机器人形象设定为男性，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至少，在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科幻小说《我这样的机器》（Machines Like Me）中，男性形象的机器人同样沦为人类的财色工具，可见男/女性机器人不存在主体性上的本质区别。尽管《未来的夏娃》的文本符合“男性创造者+女性机器人”的叙事模式，易被纳入以主奴关系为中心的早期类人机器人想象这一解读框架中，但也要意识到，纯性别视角下的解构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对陪伴型机器人技术内核的思考。
一、“安卓”初生：“机械丽人”的早期定位与伦理立场
《制造弗兰肯斯坦》
作者：[英]凯瑟琳·哈卡普
译者：辛苒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8月
有关机器人与神秘科学的故事由来已久，从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设计的机器人，到18世纪后期出现的栩栩如生的人形自动机器（哈卡普156-57），再到法国发明家制作的吹笛、击鼓人偶和机器鸭（1737-38），还有著名的“土耳其行棋傀儡”（1769）。《未来的夏娃》问世时，浪漫主义和机械主义的交集使得电磁学、实验物理学和生物转换论等划时代的科学和技术被写入文学与艺术作品中。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电流体理论，伽伐尼（Luigi Galvani）的电流引发肌肉收缩的实验，都为“安卓”的皮肤、体温和肢体运动提供了技术支持。
蒸汽、电力等新的内驱动力使机器呈现出“暧昧”的生命力。“浪漫主义机械［……］充满了有机体、生命体，甚至是超越者的美学和情感”（特雷希12）。利尔–亚当笔下的机械以一种近乎终极浪漫的形态出现：富于秩序感的机体和充满生命力的动能组合而成的丽人活色生香，并以超越“原型”的优势侵入私人空间。
《浪漫机器：拿破仑之后的乌托邦科学与技术》
作者：[美]约翰·特雷希
译者：刘慧宁 石稷馨
版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3年1月
法语中的Andréide一词由希腊语词根andré-（ἀνδρός，意为男性或人）和-eide（-ειδής，意为类似、形似）组成，含义为“类人的存在”，重在突出机器人的“仿生人”特质。英语中指代机器人的Robot一词源于捷克语Robota，意为“强制劳役”，突出机器人的工具性和服务性，其外形未必像人。以上术语分别对应两种截然不同的技术伦理。Andréide一词体现出对人形外观和人性复刻的追求，而非侧重将机器人作为人类劳动替代品的实用逻辑。此外，赛博格（Cyborg）后人类和克隆人牵涉伦理和法律问题，且不以“陪伴”作为最主要功能，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为避免概念范畴的混淆，本文以“机械丽人”指代所探讨的概念层。
“机械丽人”这一技术想象的驱动力源自何处？自《沙人》（Der Sandmann）、《未来的夏娃》《机器妻》等文学作品开始，这一想象就在回应人们对“完美恋人”的渴求。它的出现既源自对技术美学的向往，对生命来源的祛魅欲，也包含男性欲望的投射。早期文学作品中的自动人偶奠定了“机械丽人”概念的第一层语义：技术是一种奇观，它赋予惰性物以生命感觉，并借助女性这一符号暴露出人类的爱欲焦虑。
《未来的夏娃》的情节并不复杂。勋爵埃瓦德恋慕一位绝色女子，却因她灵魂的庸俗乏味而憾恨至意图自杀。他的友人兼大发明家爱迪生为了救他，向他详细介绍了自己制作的机器人“安卓”。“安卓”可以完美复制勋爵心上人的音容笑貌，且仪态端方，谈吐得体，足以胜任他的知心爱侣。埃瓦德起初心怀抗拒，但在和“安卓”交流之后，最终承认自己爱上了她。就在他准备和“安卓”共度余生之际，一场意外让这个“机械丽人”永葬海底。
《未来的夏娃》在“人–人造物”关系层面呼应着《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提出的科技伦理课题。埃瓦德一度恐惧于“安卓”的“真人感”，“安卓”则直指身为创造者之一的埃瓦德应负的责任：“你欲我有意识，而你却瞧不起这个意识。［……］造物主不信任自己的创造物，创造物才被召唤出来，你就要将其摧毁。”（利尔–亚当257）以上发言指向《弗兰肯斯坦》的核心矛盾——创造者不履行将创造物带入世界关系的责任。“安卓”要求人类承认其存在现实，呼唤构建反唯我论的人机关系。其发明者爱迪生也说她是“来自大地的孩子，她不认识世界，你应教她”（106），道出“机械丽人”具有准主体性，不可被视为纯粹的情感工具，或被溺毙在“只有人类才能交流”的傲慢认知中，而是需要被社会系统所包容。
人机之间形成和谐共同体的一大前提是信任。为了让埃瓦德信任“安卓”，爱迪生以近乎解剖的方式逐一展示了“安卓”由人造材料合成的内部结构，并称“她本无心，也永不会变心。你唯一的职责就是在你生命快走到尽头时，将她摧毁”（195），且为了避免“安卓”作为“复制人”可能引发的法律问题，爱迪生建议埃瓦德隐居。由此可知，利尔–亚当支持技术服务论，不否认人与机器人之间的等级关系——毕竟“安卓”只有在用户和她维系爱情关系时才能实现角色价值，且在身份上属于“赤裸生命”（barelife）。
作者将“安卓”设定为女性形象，是否只是为了给男主角谋求“情感服务”上的便利？“安卓”并非“初生尤物”（born sexy yesterday），其女性躯体对应着时代现实，且以“更简化、更具风格化的方式呈现我们人类的本质［……］构建起一种可能的人际关系范式”（Euron94）。首先，20世纪前欧洲的婚姻制度普遍存在对女性财产权的限制。19世纪初法国《民法典》（Civil Code）规定：妻子被视为“法律上无行为能力人”，丈夫对婚姻存续期间的所有财产拥有完全管理权。直到1938年，法国才废除这条规定，赋予女性独立管理个人财产的权利（Frémeaux12-15）。由于女性难以在经济上独立，即使存在伴侣机器人，女性也无力购买，而男性购买高价商品的行为更具有现实可能性。
其次，对“安卓”的声色描写并不凸显男性凝视下的女体诱惑，其“魅”更多在于她能激活工业社会中人们那濒死的“爱欲”（Eros）。小说用了大量篇幅地呈现“安卓”的结构，体现了风靡一时的实证主义世界观：“颈椎关节连接感应导线传送的运动”（175），“髋骨［……］装有两个铂金长颈瓶”（利尔–亚当181）。爱迪生制造“安卓”的初衷便是要挽救因受到外表蛊惑而误入歧途之人。他讲述了一位老实的绅士被交际花的美貌蒙蔽而抛妻弃子、走上绝路的故事，声称“安卓”能“在最狂热痴迷的男人心中，解除他们对情人怀有的堕落和低俗的欲望［……］用她莫名的高尚情感满足男人”（158），其魅力“远甚于尘世肉欲的女人”（253）。爱迪生秉承技术新物应当引导人类向善的理念，并且表示自己只愿意将“安卓”交给埃瓦德这类品德高尚之人，避免“机械丽人”被鄙俗之人糟践。这说明良性的人机亲密关系有赖于双方的伦理价值趋同，用户尤其应承担主要责任。
因此，《未来的夏娃》虽纤毫毕现地绘制出“机械丽人”的设计图纸，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在于人的自我救赎，其叙事重心不在于探讨机器人能否作为道德主体，而是关于人的爱欲机制和技术造物的“人性”该如何被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