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共济：在路上的同济大学
李庄因庇护了同济大学以及中国营造学社、史语所等文教机构而成为小有名气的旅游景区。行走在大师与普通人都行走过的街巷，沐浴着大师与普通人都沐浴过的江风，那些消逝的人——不论大师还是普通人，不论成就显赫还是寂寂无名，他们，都浓缩为李庄厚重的历史记忆。
对同济这所八年间六次迁徙的大学来说，它之所以在山河破碎之际屹立不倒并逆风飞扬，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心里都深藏一句话，那就是童第周在谢绝李约瑟的邀请时脱口而出的——
我是中国人。
聂作平
责任编辑：杨嘉敏
纪增觉
1937年11月底，原本宁静的浙中小城金华突然热闹起来。同济大学助教纪增觉上街时，总是不断碰到同学和熟人。他们要么来自业已沦陷的上海，要么来自岌岌可危的杭州。几天后，学校突然宣布停课，全校迁往赣州——其时，同济师生刚从上海租界来到金华一个多月。
纪增觉打听了一下行程，得知从金华到赣州，通常路线是乘浙赣线上的火车先到南昌，再从南昌坐木船溯赣江而上。不过，烽火年代，火车运行极不正常，而南昌至赣州是逆水，区区数百公里，估计耗时需一个月。
纪增觉左思右想，决定另辟蹊径——他花15元法币，在金华买了一辆旧自行车。按当时物价，15元能买50斤大米或两条半白吉牌香烟。纪增觉打算骑这辆旧自行车去赣州。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姓李的同事。
12月13日，南京沦陷。几天后，消息传到金华，“人心受到极大震撼。”20日，纪增觉出发了——除了他和李姓同事，临时还有一个大三学生加入。三个年轻人，每个人身上只有20元法币。纪增觉的全部行李，包括一件大衣、一床床单、几件换洗衣服和一本地图册。
那时，金华到南昌的公路，与今天路线基本一致。只不过，没有裁弯取直前，要比现在多出一百多公里，途经兰溪、龙游、常山、上饶、弋阳、余江和进贤七地。520公里路途，他们走了七天，平均每天七十多公里。按理，自行车速度应该比这快。他们之所以缓慢，乃是出于安全考虑，必须未晚先投宿。每天，遇到合适的落脚点，哪怕天色尚早，也得停下来。
三个年轻人除了在上饶住过一家稍微像样的旅馆外，其余时候，都住在极为简陋的大车店，甚至到寺庙借宿。很多年过去了，纪增觉还记得与寺僧一起吃过的两顿斋饭，饭桌上下饭的，只有一盘用盐水渍过的柚皮，“苦涩难咽”。
衢州郊外，他们遭遇了一群从前线溃逃的伤兵，伤兵拦住他们，要“借”自行车。三个青年没敢停车，用力蹬着车子落荒而逃。
到了南昌，路程才走了一半。连遭几次日机轰炸后，原本热闹的省城变得冷冷清清。休整两天，他们继续赶路——大三学生离去了，只余下纪增觉和李姓同事。
南昌到赣州的公路与自南向北流淌的赣江平行，两辆自行车沿着江岸，逆着江水的方向向南而行，渐次进入赣南山地。初冬，江南多雨，越往南走，公路建得越差。泥泞的公路上，两个人、两辆车挣扎着走了九天，途经清江、八都、吉安、泰和和遂川，终于来到450公里外的赣州。
1938年1月10日，纪增觉走进了宋代城墙拱卫的赣州城。同济大学设在城内镇台衙门，即今天的郁孤台公园北侧。不知初到赣州的纪增觉是否登上了差不多等同于赣州地标的郁孤台。若他登临的话，可以肯定，望着滔滔逝水，想想国土沦丧，多年前辛弃疾的诗句必然会涌上心头：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在街上，纪增觉邂逅了一个熟人，熟人是一个德国女子。她和丈夫一起，也刚刚从金华赶到赣州。不过，他们是坐车来的——在同济大学，曾有过为数不少的德籍教师及职员。
因为，同济大学的滥觞，就得从德国说起。
1870年，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击败法国，次年，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并建立德意志帝国。作为列强中的后起之秀，德国急于在东方扩大影响。1900年，德国人宝隆在上海创建了一家医院，由中德合作，取同舟共济之意，命名同济医院。同济医院开办后，声誉日隆，医护人员严重不足。于是，1907年，以医院为基础，宝隆创办了同济德文医学堂。5年后，更名同济德文医工学堂。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法租界以同济德文医工学堂是德国产业为由，宣布解散学校。由是，同济学生四百余人从上海法租界迁往吴淞，借用已经停办的中国公学校舍。1923年，学校正式改名同济大学。1927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接管学校，命名为国立同济大学。就是说，当抗战爆发时，同济大学已经在黄浦江畔的吴淞生存、发展了十年。
宜宾李庄同济纪念广场 摄影 聂作平
由苏州前往上海时，我沿着京沪高速东行，在安亭转入上海绕城高速。吴淞境内，我发现，有一条路叫同济路，接下来是水产路。今天的吴淞，早已是车水马龙的上海城区的一部分，几十年前，吴淞却是一个多河汊与湖泊的小镇。与其他江南小镇不同的是，这里，有中国最早的大学城——从1905年到1937年，几平方公里的吴淞，集合了同济大学、上海医学院、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和国立劳动大学等八所院校——同济路和水产路，正是对那个逝去时代的追怀。
那一年，纪增觉23岁，夏天，他从同济大学毕业，随即留校，受聘为测量系助教。按约定，他应于1937年8月15日报到。不过，“七七事变”后，他预感形势危急，遂提前于7月底赶到学校。到校后，他发现除了同为助教的郭惠申外，测量系的教授和讲师一个也没来。
战争迫在眉睫。战火一开，地处江口的吴淞必然首当其冲，而同济大学肯定会被波及。为此，同济在上海租界内的地丰路（ 今乌鲁木齐北路 ）租了房子，准备将学校迁走。然而，整个测量系只有纪增觉和郭惠申到位，两人要负责把测量馆的所有仪器搬走。若在平时，只需一个电话就有出租车公司上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一切都变了。学校只得雇一些木船，走水运。黄浦江上日舰来回穿梭，不敢走。好在，地处江南水乡的上海，河流密如蛛网，大大小小的水道，大多曲折相通——于是，几条载满仪器的木船，从同济后门的河滨出发，沿着蕴藻浜西行，在嘉定转入苏州河顺流而下。如此迂回，以致区区几十里，竟走了三天。
纪增觉和郭惠申把所有木船送走后，已是8月12日下午四时，淞沪小火车已停驶，最后一班渡轮正在起碇，两个年轻人飞奔跳上船。第二天，淞沪会战打响。果然，吴淞首当其冲，而同济人苦心经营十年的校园，在炮火轰击下，顿时燃起熊熊大火。 徐为康
当纪增觉和郭惠申忙着招呼民工们把学校的仪器搬上船时，徐为康一早来到同济大学。他刚在同济附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读完一年级。这一天，他是陪三弟参加入学考试的。三弟进了考场，他独自站在校门口。他看到，载满了全副武装的国军士兵的汽车，自校门前急驰而过。
考试进行到中途，训导主任匆匆走进校园，也不理和他打招呼的学生，径直冲进考场。一会儿，考试的学生夺门而出——鉴于战事随时发生，考试改期。
下午，徐为康和三弟回家时，他们在闸北车站下车后，发现大部分商店都关门歇业了。一些饭店还开着，里面坐满了国军官兵，他们正在用心地喝水啃干粮，“当天深夜，战事就开始了”。
等到与学校失去联系的徐为康再次得知学校消息时，已是9月。同济没能在租界待下去，而是迁到了金华。从吴淞到租界是一迁，从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