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资者到合伙人，一场企业理念与时代变迁的同频叙事
从希望小学的第一块砖，到乡村厨房的第一缕炊烟；从水上小学的摇橹与琅琅书声，到健康童乐园的阵阵欢笑；从西部支教的坚守，到南极科考的环保承诺；从贡献税收，到城市共建——这是一部跨越三十年的叙事，每一步都记录着社会的进步，每一次转变都呼应着时代的需求。
从1995年到2025年，三十年时光流转，改变的是公益的形式与深度，不变的是善意的本质与温度。在这部未完成的史诗中，每一次真诚的参与，都在为下一个春天积蓄力量。
文｜艾霖 夏晓
1989 年，可口可乐在北京 竖 起了大大的广告牌，从涉外的货架上走下，准备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同年 10 月，北京后圆恩寺胡同的一间小平房里，一个名为“希望工程”的项目悄然启动，工作人员仅 10 余人。彼时，在安徽金寨的山村里， 7 岁的苏明娟，每天徒步两小时去上学。她不会知道，自己几年后会被一位摄影师定格，更不会知道那张手握铅笔、眼神清澈的名为“大眼睛”的照片将如何搅动一个国家的恻隐之心，改变成千上万孩子的命运，成为一代人关于“希望”的集体记忆。
商品与希望，消费与善意，就这样在时空的交错中，共同叩响了一个新时代的大门 ——外资涌入的浪潮轰鸣而至，而中国社会自我更新的公益种子，也在同一片土壤里破土而出。
启蒙
20 世纪 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像一间刚刚打扫干净、准备迎接客人的大房子。经济增速常年保持在两位数， “发展才是硬道理”深入人心。但在这间飞速向前的房子里，一些角落的光线还显得有些暗淡。
希望工程于 1989 年启动，目标十分朴素：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有学上”。 1991 年 5 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大眼睛”女孩苏明娟的照片。这张照片让遥远的苦难变得具体可感，让无数城市家庭第一次真切地“看见”了那种渴望。后来这也成为希望工程的标志性符号，一夜之间点燃了全国人民的助学热情。
希望工程推出 “百万爱心行动”，首创“一对一”助学模式。一张张待助儿童的资料卡通过报纸、电视传遍全国，汇款单从各地雪片般飞来。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公益的第一个高潮，特点是直接而感性、以捐助解决基础物质问题。截至 1999 年，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 18.4 亿元，资助失学儿童逾 229 万名，援建希望小学 7800 余所。
但希望工程的成功，不仅在于募集了多少资金，更在于它完成了一次广泛的社会启蒙 ——慈善不再是隐蔽的个人行为，而成为公开、透明、可参与的社会活动。
也正是在这时，可口可乐、宝洁、安利等外资企业带着新的理念进入中国市场。它们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带来了 “企业社会责任”（ CSR ）这一当时尚属陌生的概念。对于习惯了“单位捐款”模式的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新鲜事物。
1995 年，中国颁布了《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外资进入新一轮高潮。
对于成长于社区回馈文化中的外资企业而言，公益不是附加选项，而是商业基因的一部分。安利公司甫一成立，便开始寻找公益的切入点。它们的做法往往直接而务实：捐建学校、修缮校舍、设立奖学金。
1995 年，安利（中国）工厂在广州开发区破土动工。 1997 年，成立仅两年的安利（中国）出资 30 万元，在广东援建了第一所希望小学——穗安双塘希望小学。次年，广西桂安希望小学的校舍修缮工程启动，安利捐资 50 万元，联动地方政府与村民共同筹资 75 万元，新建了教学楼、师生食堂和学生宿舍。
广东穗安双塘希望小学
在广西、云南等地的山村，由外企援建的小学常常是村里最漂亮的建筑。这些举动背后，是跨国企业将其在全球践行的公益理念，移植到中国土壤的尝试。
为何一家外资企业如此迅速地投入公益？原因可追溯到安利的 “家乡”。安利总部位于 美国密歇根州的亚达城。这 里属于 “ 铁锈地带 ” ， 20 世纪中后期 因制造业衰落面临城市衰败 ，大量工厂倒闭，人口不断外流 。然而， 如今 走进亚达城 和 毗 邻的大急流城， 人们 常常为这里的城市面貌所惊讶。干净现代的艺术中心坐落在市中心， 市民文化中心、 体育场馆、 社区公园、 酒店 星罗棋布。 这些城市更新项目背后，都藏着安利的身影。
作为一家家族企业，安利创办人家族很重视对社区的回馈，在哪里发展业务，就把福祉带到哪里。秉持同样的愿景，安利入华后随即投入中国公益事业。
这一时期的公益实践，如同星火，点亮一处是一处。在江苏洪泽湖，安利资助了胡亚科校长举债创办的 “水上小学”，让渔民子弟在飘摇的船上得以读书；在宁夏西吉——那个被联合国评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公司支持复旦大学研究生支教团，为苦寒之地送去 知识和温暖。
安利名校支教志愿者陪伴乡村儿童读书
生长
进入新千年，中国经济继续高歌猛进，并于 2001 年加入 WTO 。社会财富积累的同时，共识也在形成：公益不能止于感动，更需要专业和成效。
中国公益事业迎来关键转折。
2004 年， “ 慈善事业 ” 一词首次写入中共中央文件 ，标志着公益被纳入国家治理的视野； 2005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修订，明确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政策绿灯亮起，企业公益进入 “ 系统化探索 ” 阶段。
这一时期的外企公益，呈现出两个鲜明转向。
一是从 “ 硬件捐助 ” 转向 “ 软件赋能 ” 。以教育领域为例，单纯的校舍建设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教师培训、课程开发、营养改善等 “ 软性 ” 项目。 2008 年汶川地震后，这种转变尤为明显 —— 灾后重建中，出现了大量关注心理援助、社区恢复、生计重建的长期项目。 早期的 “输血式”援助逐渐向“造血式”赋能过 渡 。
二是从 “ 总部主导 ” 转向 “ 本土共创 ” 。外企开始更注重倾听本地社区的真实需求，并与中国本土的基金会、公益组织深度合作。联合利华的 “ 力士 · 绿哈达 ” 草原保护项目、 IBM 的 “ 小小探索者 ” 儿童早期教育项目等，都体现了这种基于自身业务专长、回应本土社会议题的思路。公益，不再是简单的慈善支出，开始被视为一项需要专业管理的战略业务。
伴随着行业转向，安利的公益实践也在发生变化 。 2003 年，安利志愿者协会成立， 公益力量从资金 捐赠扩展到人力投入 ，将零散的公益行动整合为有组织的志愿力量 。从特奥会服务到 珠峰环保行动 ，志愿者的身影出现在各种社会需要的场合。这一时期 安利 在公益项目上呈现出 “ 百花齐放 ” 的探索状态 ， 各地分公司根据当地需求，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公益项目 ，公司内部还会每年举办 “公益奥斯卡”，征集、点评和推广优秀案例 。
安利志愿者为乡村留守儿童建立成长档案
在西部，与支教团的合作催生了无数动人联结。一位名叫卓玛的藏族女孩，虽未达资助标准，却被安利员工个人长期资助，最终从牧区走进师范学院，成为林芝的一名教师。在云南，跟随医疗队深入山区筛查唇腭裂患儿的经历，则让一位上海支教女孩与公司结缘，她后来加入安利，将公益热忱转化为职业路径，至今已近二十年。
环保成为此阶段另一重要的公益主题。 安利 当时形成了 “ 一体两翼 ” 的公益策略：一体是 动员全国的 营销伙伴成为志愿者；两翼分别是关爱儿童和环境保护。
在环保领域，安利的行动颇具前瞻性。 2002 年 6 月 1 日， 安利 与极地研究机构合作，邀请 “ 环保小天使 ” 王君婧和中小学生登上停泊在上海的 “ 雪龙号 ” 极地考察船，举办环保教育活动。正是通过这次活动， 安利 了解到中国极地科考在清洁用品上面临的特殊环保要求。
南极生态环境脆弱，对清洁用品的要求极为严格：必须无磷、可快速生物降解、浓缩设计、对环境无污染。经过全面考察，安利的产品因完全符合这些要求，从 2002 年起被指定为中国南极中山站、长城站和 “ 雪龙号 ” 的专用清洁品，这一合作持续二十余年。 用 极地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的 话来说， “ 不是安利选择了他们，而是他们选择了安利 ” 。
安利自 2002 年起连续 赞助极地科考队家居及个人护理用品
在雪域之巅，安利志愿者参与了 “ 清扫珠峰 ” 环保行动， 后来又发展为在全国各地 “清扫名山大川” 。在城市中， “ 环保嘉年华 ” 通过游戏互动的方式，向公众传播绿色理念。
安利志愿者清扫名山大川
安利 “环保嘉年华”活动
这些分散各地、因地制宜的项目，虽各有侧重，却都贯穿着一致的脉络：以企业的核心能力回应真实的社会需求，以志愿者的参与构建情感连接，以可持续的模式追求长效影响。
重塑
2008 年， 汶川地震，也震出了全民慈善的井喷式能量。据 统计，境内外抗震救灾捐赠款物折计 760.22 亿元， 1300 多万名志愿者以各种方式参与救灾。全年接收社会捐赠款物更达 1070 亿元，个人捐赠首次超过企业捐赠。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民参与感，让慈善从 “ 少数人的高尚行为 ” 变成了 “ 多数人的日常可能 ” 。
然而，高潮之下暗流涌动。巨 额 善款的管理、分配与监督，对尚在成长期的中国公益体系构成了严峻考验。 2011 年， “ 郭美美事件 ” 引发慈善信托危机，公众热情骤冷。这场风波无情地暴露了行业的深层问题：行政过度介入、透明度不足、专业能力缺失。
信任的重建，需要刮骨疗毒的勇气 ，需要 时间，更需要实质性的变革。一些敏锐的公益组织开始寻求转型之路，专业化、透明化、效率化成为关键词。
正是这一年， 安利公益基金会 成立，成为国内首家 由民政部主管、有跨国企业背景的非公募基金会 。 安利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彭翔 解释这一决策： “ 那时 安利在中国 已经做了 十几年 公益 ， 公司希望 做一些更专业、能产生一定社会影响力、能推动一些改变的事情。 ”
安利公益基金会成立仪式
从 “撒芝麻盐”式的广泛支持， 到聚焦 特定领域、追求深度影响 ，安利的转变呼应了整个公益行业的进化方向。基金会成立后的首个核心项目 “ 春苗营养计划 ” ，瞄准了当时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落地时 “ 最后一公里 ” 的厨房设备与管理短板 ， 直面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的餐食困境。
项目启动的 2011 年，国家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尚未出台。安利公益基金会团队在调研中发现了令人揪心的现实：许多乡村学校没有正规厨房，孩子们在破旧木桶中蒸饭， 黄豆白米上舀一小勺猪油，这样不变的午饭一吃就是几年 。由于木桶没有压力，蒸熟一桶饭需要两三个小时，猪油氧化的味道弥漫校园 。更让人担忧的是，项目 前测 发现部分乡村学校儿童的 贫血率达到 40% 。
乡村孩子吃黄豆蒸饭
“春苗营养计划” 项目应运而生，为乡村学校建设标准化厨房，配备蒸饭车、冰箱、消毒柜等设备，培训食堂厨师，并提供营养食谱。项目设计体现了明显的专业化思路：前测后测对比、数据化评估、标准化复制。
“春苗营养计划”项目受益儿童
作为一家企业基金会， 安利 公益 基金会最大的优势 是 用管理企业的思路和方法去管理慈善机构 。 专业化管理带来可量化的成果。五年间， “ 春苗营养计划 ” 惠及 194 万名乡村儿童，被多家企业和地方政府借鉴复制。更富有深意的是，项目启动一年后，国家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出台，中央财政每年投入 160 亿元，惠及 2600 万学生。
公益项目与公共政策形成良性互动，这在十年前的中国还不多见。安利公益基金会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适时进行战略调整 —— 当 “ 吃得饱 ” 问题基本解决后，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更深层的需求。调研发现，虽然餐食改善，但许多乡村儿童依然存在贫血、多病等问题，尤其是 3-5 岁的学 龄 前儿童，往往处于健康管理的 “ 空白地带 ” 。 2015 年， “为5加油”学前儿童营养改善计划 启动 ，通过营养补充、健康测评和家长教育进行干预 。 此后， 该项目 成为 政协委员 提案 和人大代表 建议参考 ， 持续获得政府关注，为国家儿童营养战略提供实践依据 。
“为 5 加油”项目受益儿童
这一时期，中国公益的整体面貌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2016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慈善法》正式出台，酝酿十余年的慈善基本法终于问世，慈善事业进入 “ 依法行善、以法治善 ” 新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 慈善法》采用 “ 大慈善 ” 概念，将传统慈善救助和现代公益服务统称为 “ 慈善 ” ，公益的边界被大大拓宽。
共生
2020 年， 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公 益的议题向更深处延伸， 公众的公益意识从 “ 扶危济困 ” 向 “ 促进公平、追求美好 ” 演进。
外企的公益实践也随之进化，核心词是 “ 共创 ” 与 “ 共生 ” 。
在乡村，孩子们的物质条件已大幅改善，但新的需求浮现：缺乏游戏空间、缺乏高质量陪伴、缺乏心理支持。安利公益基金会的 “ 健康童乐园 ” 项目在家庭和幼儿园中，为0-6岁儿童打造一个提高儿童身心健康水平的乐园，同时提供健康指导和教育课程，让儿童在玩中学，养成受益一生的健康习惯。截至2025年11月底，健康童乐园项目累计覆盖12省52县（市）26900户0-3岁家庭，幼儿园版覆盖25省109县（市）受益儿童达226401名。
“健康童乐园”项目受益儿童
当公益不断向纵深推进，企业的责任边界也被重新定义。 ESG （环境、社会与治理） 理念从金融市场走向广泛实践， 成为衡量企业价值的新标尺。 2023 年，非上市公司安利发布首份可持续发展报告， 安利（中国）总裁余放代表公司向社会郑重承诺， “我们将在 2038 年实现安利（中国）的企业碳中和，为 助 力中国 ‘双碳’目标的实现，贡献一份力量” 。
安利（中国）总裁余放发布企业碳中和路线图
这一承诺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企业基因的延续。 安利创办人理查 · 狄维士曾说过： “ 在创立之初，我们就下定决心制造那些不会污染家乡河流、危及植物的产品，因为我们不想伤害自己的家园。 ” 这句带着强烈个人情感的表达，后来被不断转译为 企业生产 制度、 运营 标准流程。
当绿色理念走向实践，它自然延伸到了更具体的空间。 安利在 湖北咸宁的大健康智创园，屋顶铺设着 4478 块光伏板，天气晴好时可满足园区全天用电。这里的目标是成为安利全球首家 “ 零碳工厂 ” 。 遍布全国的几十个 纽崔莱 认证 有机农场，严格遵循有机标准：用蚯蚓松土，以蜜蜂授粉，杜绝化学农药。
安利湖北咸宁大健康智创园 屋顶 铺设光伏板
2023 年和 2025 年，纽崔莱 旗下的蛋白粉产品和中草药系列 全线产品 分别 实现 了 “ 碳中和 ” ，意味着从种植、加工、包装到运输，每个环节的碳足迹都被精确测算与抵消。这背后是一套完整的可持续供应链体系。
当制度与设施逐步铺开，可持续也开始向企业内部的日常文化渗透。 “ 勿以碳少而不为 ” 这句由员工提出的口号，在公司内部被反复引用，成为一种集体默契。 员工 成立了多个环保社群，每次环保行动都能迅速聚集上百人：低碳通勤、垃圾分类、周末植树、线上减碳知识赛 …… 安利还推出了面向 广大营销人员和消费者的 “ 碳 账本 ” 小程序，将个人低碳出行、减塑消费、环保购物等行为转化为可记录的减碳数据，并据此投入资金支持海草床、红树林等生态修复项目，哪怕个人减碳尚未进入正式的碳交易体系。 从有机种植的最上游到消费习惯的最下游，安利正试图完成绿色低碳的运营闭环。
公众扫码参与“安利个人碳中和倡导行动”
这种从制度到文化、从组织到个体的变化，并非孤立发生。回看过去十年，中国公益整体也完成了一次重要的 “ 内化 ” 过程： 公益 不再只是项目清单或捐赠数字，而是逐渐嵌入企业 运行 方式与社会 治理 逻辑之中。这既是中国公益走向成熟的十年，也是外企与中国社会深度共融的十年。
一方面，公益议题与国家大计同频共振。在 “ 健康中国 ” 战略下，诸多医药健康类外企将公益资源投向基层医疗能力建设、重大疾病防治、儿童营养改善 以及健康生活方式塑造 等领域。在 “ 双碳 ” 目标引领下，制造业外企纷纷展示其在绿色生产、供应链减碳、环保教育上的行动。这些项目往往设计精密、周期长、注重可量化的社会影响评估。
另一方面，公益融入运营和地方社区。企业不再满足于做一个项目 “ 赞助方 ” ，而是希望成为社区发展的 “ 合伙人 ” 。例如，一些车企在工厂所在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一些快消企业助力本地农产品的绿色转型与销售。
当一家企业在同一片土地上持续投入、反复生长，它所留下的痕迹，往往会慢慢溢出商业范畴，进入更宏大的叙事之中：产业如何演进，城市如何更新，人与工作、生活如何重新组合。时间一旦拉长，企业与地方的关系，便不再是简单的落户与投资，而是彼此塑形。
安利与广州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时间维度中展开。 1995 年，这家企业落户广州，随后三十年间十次增资扩产，从生产制造延伸到研发中心和 美好生活创业 平台的建设。它的业务版图不断 扩大 ，恰好 也 映照着广州现代产业体系的转型路径 。
2025 年，广州提出 “ 城市合伙人 ” 计划，安利成为首批获得这一称号的企业之一。这不仅是荣誉，更是角色转变 —— 从 “ 贡献者 ” 转向 “ 共建者 ” 。
在广州城市新中轴线的海心沙，由安利参与建设的志愿服务主题公园 拔地而起 ；在工厂所在的黄埔区，沿扶胥古运河 而建 的 “安利美好生活广场”， 成为 各类美好生活社群开展活动的 新空间；在第十五届全运会的赛场内外，活跃着安利志愿者的身影。
安利美好生活广场
融入，而非简单回馈；共建，而非单向给予 —— 这或许是企业公益在当代中国的新内涵。公益的边界变得模糊，它与企业的业务运营、员工参与、社区建设乃至政策对话日益交织，形成更有机的共生关系。
将视线从广州放眼全国， 对安利而言，投资中国三十年的最大经验正是 “ 融入 ”， 融入城市产业布局，融入中国健康战略，融入 大众 的生活方式变迁 。 当企业 发展 与城市 、生活 同频共振，公益不再只是善意，而是推动 社会 向更健康、更可持续 的 方向生长。
今年春天，安利宣布未来 5 年将在中国追加 21 亿元投资，并继续加码本土研发、 数智化 升级与绿色 供应链 的建设 。 这笔资金被视为其长期深耕中国市场、参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 ， 以及更加深度融入中国社会 的重要信号。
在庆祝投资中国 30 年之际，安利宣布已 总计帮助超过 512 万名儿童。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童年被温柔以待的故事。但比数字更重要的， 或许是 这家企业与中国 社会 共同成长的历程本身 —— 从学习到参与，从参与到共创，每一步都刻录着时代的印记。
安利公益项目受益儿童
从希望小学的第一块砖，到乡村厨房的第一缕炊烟；从水上 小学的摇橹与 琅琅 书声 ，到健康童乐园的阵阵欢笑；从西部支教的坚守，到南极科考的环保承诺 ；从贡献税收，到城市共建 ——这是一部跨越三十年的叙事， 每一步都记录着社会的进步，每一次转变都呼应着时代的需求。
从 1995 年到 2025 年，三十年时光流转，改变的是公益的形式与深度，不变的是善意的本质与温度。在这部未完成的史诗中，每一次真诚的参与，都在为下一个春天积蓄力量。
大江大河，奔流不息。当商业的浪潮与社会的需求相遇，所激荡出的不只是财富，还有那些关于平等、尊严与可持续未来的共同想象。无论未来中国公益走向何处，那些真正扎根于中国土地、理解中国问题并愿意与中国社会共同前行的企业，将在更长的时间里，继续见证并参与中国 社会 的 下一阶段发展 。安利 也 将 一如既往地在这片热土不断探索 ，正如其一直秉承的愿景：扎根在中国，创造在中国，贡献在中国。
*文中图片由安利基金会提供
（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