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两年“到处游山玩水”？80后科学家用重磅成果回应质疑
文 |《中国科学报》记者 李思辉 王昊昊 实习生 王悟诚
“没有渔夫的长江——但并非没有鱼”，这是Nature于今年2月在“研究亮点”栏目发表的评论短文的标题。看到这个标题，陈宇顺不禁感慨：“编辑寥寥数语精准勾勒出长江禁渔后的生态变迁，也道出了我们这项研究的重点。”
Nature推荐的这项研究成果，早些时候刊发在Science上，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联合湖南科技大学等单位共同完成。原标题为《长江禁渔遏制了七十年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文章通讯作者正是80后研究员陈宇顺。
陈宇顺告诉《中国科学报》，他和团队成员从事的野外水生态学研究，主要关注对象是河流和湖泊的鱼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都是打鱼的，在别人眼里（相比基因、细胞等前沿生物技术研究方向）是技术含量最低的科学研究。”
回国后“到处游山玩水”
陈宇顺2003年考入水生所读研，从此开启了他的鱼类研究生涯；研究生毕业后远赴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攻读博士，方向是河流生态学，就这样与野外水生态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博士毕业后，他在美国多芬岛海洋实验室开始了博士后研究，并于2010年在美国阿肯色大学渔业研究中心担任助理教授和实验室负责人。
生活稳定、科研顺畅，但他没有就此停下来。2014年底，他决定回国，回到水生所从事研究工作。
“在美国已经有教职了，为什么回来？”同事问。“趁年轻多折腾一下，争取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他说。
回国之后，他却做了一件让很多人“看不懂”的事。
他没有急着申请课题，没有马上开始科研资料采样，也没有急着写论文，而是带着团队成员出门“游山玩水”去了。对于一个刚回国、急需证明自身实力的青年学者来说，他的做法显得十分另类。
“我们从武汉出发，一路往上游走，走到西藏；再从武汉往下游走，走到上海。我们看过长江最上游的蜿蜒，也感受过长江最下游的豪迈。”陈宇顺回忆。
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陈宇顺带着团队，把长江干流及各个库区、主要支流，滇池、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太湖等湖泊及其流域几乎跑了个遍。每到一处，他们不做系统采样，只是用照相机拍下河流和湖泊的特征，观察水体状况；或者查看采砂的痕迹、航运的密度、渔船的数量、水坝的位置，记录岸线开发的变化。
没有精密的实验分析，没有详实的样本数据，不太可能产出论文。在很多人看来，这就是“游山玩水”。
好在，水生所领导对科研人员有足够的宽容度，给了他们足够的探索空间。
当时也有人劝他：先发几篇论文站稳脚跟，再慢慢做那些“基础工作”也不迟。陈宇顺没有听。
“如果我2014年底回来，2015年就直接开始采样、发文章，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就会弱很多。”他说。在他看来，这就像做手术前，医生得先给病人做一个系统的检查，把整体情况摸清楚再开始。同样的，如果对长江的整体情况没有足够的了解，后续的采样点布设和实验设计都可能因为缺乏系统性而不够严谨。
事实印证了他的判断。那一年看似“无用”的游历，变成了后来一系列成果的“底子”。直到今天，陈宇顺回想起来仍不免感慨：“11年前‘去跑一遍’那个决定，为我们后来的研究带来很大帮助。那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一项没有对照组的研究
“游山玩水”归来，研究正式开始。
2017年起，陈宇顺带领团队开始在宜昌至上海的长江干流沿线布设固定采样点，开启每年定期的鱼类群落监测。他所在的实验室把70%的人力物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好几位博士生的论文也都围绕着这场长期监测展开。
起初，团队并不是为了验证某项政策的效果，而是试图回答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在多重人类活动压力下，长江鱼类群落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
2020年，该团队在Ambio发表论文，系统分析了长江面临的多重压力因子，其中渔业捕捞被认为是最直接、最显著的因素。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水生所研究员曹文宣等科学家的呼吁下，2020年晚些时候，国家启动了长江“十年禁渔”。
“对做鱼类野外生态研究的科研人员来说，十年禁渔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奋的事情。此前，我们一直很担心，捕捞压力这么大，长江很可能变成世界上鱼最少的一条大河。”陈宇顺说。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何证明禁渔真的有效？除了直观的感觉，能否从科学研究的角度予以证明？
2023年，德国学者在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湖泊鱼类生态修复的文章。这篇文章对德国境内20个湖泊开展分组比较，证明采取某种治理方案与未采取这种方案，给不同湖泊带来的不同影响。
陈宇顺的研究方向是“长江十年禁渔对长江生态的作用”，如果按照那位德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审视，他们关于长江的研究一开始就“不够完美”。因为长江只有一条，世界上很难找到另外一条与之相似的河流，因此也没有可对照研究的对象。这是方法论上的缺陷，也是对实验逻辑的最大挑战。
“长江干流只有一条，找不到另一条合适的河流做对照。”面对编辑或审稿人可能提出的质疑，陈宇顺给出了另一种判断：“野外生态系统不是实验室。如果空间上无法复制，那就转向时间。以时间轴为参照系。”
于是，团队决定用禁渔前三年（2018—2020年）和禁渔后三年（2021—2023年）的数据进行纵向对比。
2024年下半年，他们结合过去六年的监测数据完成论文撰写。当年11月投稿给Science。投稿后的第二周，编辑没有回应，也没有拒稿。随后，文章被送审，三轮审稿中先后有两位审稿专家提出异议，觉得这项研究只是常规的鱼类监测，不够“前沿”。
于是，团队积极进行回应——长江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的。这项工作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有极大的意义。最终，那两位审稿人被说服了。
一年多之后，好消息终于传来。2025年12月31日，他们的论文被Science正式接收。在这一年即将翻篇的最后关头，他们收到了最好的跨年礼物。长达一年多的修改、回应与反复推敲，在这一刻落定。陈宇顺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团队成员。
值得庆幸的是，整个审稿过程中，那个最让他们担心的问题——没有对照组，审稿人只是提了一下，并没有深究。
“他们想必也明白，像长江这样孕育众多生命、纵横不同地貌、物种极其丰富的大河，很难找到第二条。”论文的第一作者熊芳园说。
来自大江大河的回响
论文上线后，英国广播公司（BBC）专门对陈宇顺进行了采访；美国《国家地理》等媒体也对这项研究进行报道，多家国内外媒体联系团队，希望深入了解研究细节。
一项扎根中国长江的生态研究，为何引发广泛关注？论文共同一作李中阳认为，这应该源于该研究的独特价值——这项研究基于连续6年的系统性长期野外生态数据，从鱼类物种丰富度、生物量、丰度、均匀度及多样性等多个角度，全面解析了禁渔实施前后长江干流鱼类群落的动态变化。
同时，该研究量化了水质、水文、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岸线开发、航运及渔业捕捞等多重压力因子对鱼类多样性的影响，揭示了其背后的生态学机制，通过一场“大尺度生态实验”为全球大江大河的生态保护提供了科学证据。
这项研究回答的不是抽象问题，而是最直观的问题：
鱼有没有变多？物种有没有变多？个体有没有变大？鱼有没有变重？
一位专家评论：“媒体常报道说‘禁渔之后效果很好’，但缺乏科学、详实、直观、系统的结论。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就在于，从一个比较科学、系统的角度，用大量第一手数据，为公众呈现了一个非常直观的结果。”
陈宇顺介绍，当年在国外时，他曾对美国密西西比河做过系统的鱼类研究——密西西比河淡水鱼资源丰富，再加上美国的淡水渔业以休闲垂钓为主，因此商业捕捞较少，生物多样性恢复较好；而长江鱼类曾长期承担着为全国人民提供动物蛋白来源的功能，商业捕捞压力巨大。
如果发达国家的河流恢复较好，是因为捕捞压力本就不大，那么长江这样的河流是否还有机会？这项研究给出了答案。
也正因如此，它的意义超越了国界：东南亚、南美洲、非洲等同样面临商业过度捕捞压力的大河流域，或许都可以从中看到一种可能性——当捕捞压力真正减轻，生态系统会以可量化的方式给予回应。
“中国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态试验，全球都没有人做过。一些国外媒体曾盲目指责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做得不够，但我们的工作用科学的研究证明了中国在水生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卓有成效。”陈宇顺说。
这项研究成果，也培养了人才。
深度参与这项研究的两位博士生熊芳园和李中阳，虽因不同原因离开了武汉，毕业后分别赴广州、湖州工作，但两人依然将研究扎根在长江流域，继续从事长江水生生态相关研究。
正如陈宇顺所言，“这篇发表在Science的论文，是他们博士阶段研究工作的结晶。现在，他们拥有了更高的科研起点”。
论文发表后，一些朋友直言不讳地问陈宇顺：“从简单的传统野外鱼类资源调查，做到现在成果上线Science，有什么秘诀？”
他说没什么秘诀，就是多折腾折腾——把时间花在别人不愿意花的地方。比如回国第一年的“游山玩水”；比如十年如一日地系统监测；比如把一条河流跑透、摸透、研究透；比如多学习国外的经典案例和研究思路，但绝不全盘照搬，而是把有中国特色的鱼类与水生态保护故事讲给世界听——这也是他当初回国工作的一个心愿。
相关文章链接：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du5160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6-004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