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红楼梦》“悼明”等争议，北京曹雪芹学会学术年会召开
12月20日至21日，北京曹雪芹学会2025年学术年会在河北省廊坊市新绎七修酒店举办。这一学术年会以“从汤显祖到曹雪芹”为主题，旨在深入探讨中国文学史上两位巨匠——汤显祖与曹雪芹之间深刻的精神传承与艺术嬗变。活动由北京曹雪芹学会、北京大学曹雪芹美学艺术研究中心主办，《曹雪芹研究》编辑部承办，新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廊坊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江西抚州汤显祖国际研究中心、北京曹雪芹文化发展基金会、北京红迷会品牌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支持。来自全国高校、研究机构、文化界的121位专家学者参会，提交论文96篇，80余位学者到会发言。
“从汤显祖到曹雪芹”北京曹雪芹学会2025年学术年会。主办方供图 回应“红楼梦悼明争议”等红学热点话题
就在活动举办前夕，#红楼梦悼明争议#话题冲上热搜；此前，还有研究宣称上海博物馆藏甲戌本《红楼梦》是作者原本，真正作者是明崇祯帝之子朱慈煃，抑或者认为《红楼梦》是由爱新觉罗家族四位成员完成的集体创作等。面对诸多热议话题，多位“红学”专家在年会期间给出切实回应。北京曹雪芹学会执行副会长位灵芝在致辞中特别指出，在当下网络空间关于《红楼梦》各种解读热议纷繁的背景下，举办专业、严谨的学术研讨会更具特殊意义，这是学者回应公众关切、澄清认知误区、传承学术正见的文化担当。
北京曹雪芹学会创会会长胡德平在发言中指出，部分“反清复明”的观点十分陈旧，其水平远远低于蔡元培的认识水平，“蔡元培是老同盟会员，鲁迅先生对《红楼梦》一书讲，‘经学家见《易》，道学家见淫，才子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蔡元培先生就是一位旧民主主义的革命家，他对《红楼梦》一书持‘反清复明’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新红学’颠覆了他的观点，时过境迁，他的研究方法过时了，但‘红学’中的各种谜团仍然很多，用‘索隐’的方法破解谜团仍有很大的市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蔡元培的索隐派败于胡适的考证派，胡适倡导的考证派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胡适熟知《红楼梦》的文本，又从文物史料中获得了袁枚《随园诗话》、敦诚《四松堂集》等材料，后来又有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认定了曹雪芹和其家族的部分真实、客观的材料，从而诞生了‘新红学’……如果现在的红学连假设都不要，说出来的话都是没有任何客观根据的臆断，结论不但落后索隐派，也落后于那时的考证派……如胡适先生说，《红楼梦》也不过是一本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小说，这难道不是一个损益相当的故事吗？胡适先生的考证方法今日还需应用，为《研山铭》题跋的陈浩是曹公好友，就是考证出来的。”
提及曹雪芹著作权的问题，胡德平回应表示，《红楼梦》的著作权长期面临争议，这本身是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现象——英国莎士比亚的著作权归属也有类似的质疑与讨论，但不同的是，英国的著作权保护制度发展较早，先后两次颁布版权登记制度，明确了作者对作品的专有权利。反观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版权登记与保护制度直到1915年才由北洋政府以《著作权法》的形式正式确立。尽管早期抄本中，脂砚斋、畸笏叟的批语已多次暗示“芹溪”“雪芹”的作者身份，曹雪芹的同时代人永忠、明义也通过诗文留下关键旁证，但因无明确的法律制度支撑，客观上为后世的伪托、造假与无据质疑留下了可乘之机。
《红楼梦》（1987）剧照。
盛传的癸酉本《红楼梦》，声称包含了曹雪芹原著后28回（第81-108回）的完整内容，与通行的程高本后40回截然不同。对于这一版本，胡德平指出，该版本并未拿出底本，该版本的出版作伪者赚钱不少，网络流量不少，但这种恶劣行为引发的文化乱象却无人负责。回归到《红楼梦》本身，胡德平援引位灵芝的观点，“作者有意将故事置于‘无朝代年纪可考’的时空背景中……暗含着曹雪芹要写的不是某个特定时代的兴衰史，而是贯穿古今的‘世事情理’——那些在权力更迭背后不变的人性逻辑，在历史沉浮中永恒的情感结构。”
胡德平进一步表示，“……曹公涉及的王朝故事不光是明清两朝的故事，而是两千年来，皇权专制主义对人性、对男女婚姻、对个性自由的摧残压抑莫不如此。表面上无朝代年纪，地舆邦国的出处，实际上每朝每代几乎人人都有过的‘离合悲欢、兴衰际遇’的经历，非国家所特有，而人所共有。曹公‘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则又是人人可考之事。所以《红楼梦》才有那么大的市场，曹公的文学理念高度体现了他的‘正反合’的创作思想，这才是曹公作为一位现实主义文学家的伟大之处。”
对于这些争议，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孙伟科也在会议期间进行了一一回应。孙伟科认为，“现在各种‘反清复明’的说法，实际上都是拿已有的‘反清复明’的个别字句，重申‘反清复明’的观点。‘反清复明’在100多年前还有一些时代意义。在今天，‘反清复明’说对理解《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毫无作用……经过百年发展，红学积累的学术成果堪称文化奇迹，再次证明《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如果仅将《红楼梦》视为‘反清复明’之作，反而会抹杀其百科全书式的价值。从曹雪芹的角度而言，他不可能站在某一民族的立场上去反对另一群体，狭隘的民族立场无法写出《红楼梦》这样具有广博仁爱精神的小说。想在《红楼梦》中寻找‘一群人反对另一群人’的观点，是靠不住的。作者在小说第一回中明确表示，坚决不写‘伤时骂世’的小说。曹雪芹并非恨世者，也不是抱有狭隘民族情感的作者……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正是因为其超越了狭隘的个人恩怨情仇立场。”
思考“红学”在当代的使命与发展路径
活动现场，江西抚州汤显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吴凤雏，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邹自振，上海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周锡山等在开幕式后进行了主旨发言。吴凤雏认为，汤显祖与曹雪芹的作品在“情”“梦”“人”三个方面形成了深刻的嬗变。汤显祖笔下的《牡丹亭》，是一曲以情抗理的浪漫宣言。汤显祖通过“至情”的浪漫主义叙事，构建了一个情性解放的乌托邦，实际上是现实压抑下情感得以自由舒展的异度空间，反映了当时普天下人对“存天理，灭人欲”理学道统对人性正当需求长期压抑的不满，其批判锋芒直指理学道统的伦理教条（与同时期西方文艺复兴的思潮不期契合，东西呼应），因而，具有东方人文启蒙的时代意义。一个半世纪后，曹雪芹《红楼梦》大观园中的少男少女们同样为情所困，为爱所苦，心梦难圆。宝玉和黛玉的爱情，纵然纯洁美好，却终被现实的巨轮碾得粉碎。曹雪芹不再满足于展现情的伟大、梦的圆满，而是冷静展示在现实重压下，情的脆弱与梦的无奈。《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与其说是情的乌托邦，不如说是一面映照人间无奈的镜子。
邹自振梳理了《红楼梦》中对汤显祖作品的引用，分析了“情至”观与梦幻叙事对曹雪芹创作的影响。邹自振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多次提到了汤显祖的《牡丹亭》《南柯记》和《邯郸记》。他用《牡丹亭》之“游园惊梦”唤醒林黛玉的青春觉醒，作为宝、黛爱情的催化剂，鼓舞了他们追求婚姻自由的勇气；他用《邯郸记》中的“仙缘”（即“合仙”）预示了“四大家族”之一的贾府必将由盛转衰，子孙没落，“富贵一场空”，“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曹雪芹借汤显祖剧作，丰富了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从而深刻揭示了“红楼”由盛转衰的历史命运。周锡山则介绍了上海近代史上的传奇女性哈同夫人罗迦陵模仿《红楼梦》中大观园建造的“海上大观园”爱俪园（哈同公园），指出其作为首座实体大观园在上海城市史上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