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云冈：佛面与人心
是人的温度和悲欢，让云冈穿越历史呈现出今天的面貌；也是人的努力和持守，决定了云冈在未来可能的模样——此处有山，山上有云。彩云流变易散，山冈坚牢耐久，“云”与“冈”两字相叠，便将流逝与永恒相并峙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山西大同
责任编辑：周建平
2025年4月15日，在云冈石窟，身着传统服装的演员与游客互动 （新华社记者 詹彦/图）
2025年9月的第一天，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在他的朋友圈发了一条推文，《2025年云冈石窟景区游客量破400万，研究院送惊喜》。
这是暑假结束后的第一天。每年暑假，都是云冈客流压力最大的时候。作为山西省最重要的景点之一，云冈石窟近年来的客流量呈指数级增长。2023年是新冠疫情防控全面放开之后的第一年，云冈石窟全年的总参观人数超过300万人。2025年，仅用8个月时间就远超了这个数字。大同的秋冬季节气候严冷，以往都是旅行淡季，有时一天只有稀稀落落两三百游客。但现在，旺季与淡季逐渐消弭了差别。刚过大年初一，前来礼佛祈福迎新的人们就裹得严严实实地来到了大佛脚下，到了初三、初五，更是人头攒动。春节最热闹的几天，几乎达到了景区人流限额的上限。
杭侃说，云冈景区对大同市区经济的带动力，体现在收入比上，大约是1：7。简言之，云冈石窟景区每收入1元，就能拉动大同市区内其他服务性行业收入7元。但对于云冈人来说，这一处穿越千年的文化瑰宝，最重要的价值是它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云冈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和传承，而保护与开放之间，有时是存在矛盾的。
在2021年调任云冈研究院院长之前，杭侃的身份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他是考古学泰斗宿白的弟子，这也连结了他与云冈之间难解的宿缘。中国几代文博人与云冈之间的故事，就要从他的老师宿白说起。
2024年11月7日，云冈石窟全景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图） 孤本秘传
1942年夏天，北京大学史学系一位刚满20岁的年轻人，在假期游历中，途经大同市郊30里处的一片岩石山川，被恢弘壮美的崖刻大佛深深吸引，他记住了那个极美的名字：云冈。
彼时的北京大学还叫燕京大学，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校园被侵华日军封闭，燕京大学不得不从北平内迁成都。那位年轻人也无法深入云冈，因为那里正被日本人占据。一支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的调查队，在长广敏雄、水野清一两位学者的带领下，考察和发掘云冈石窟。
这个白净、斯文的年轻人名叫宿白。他当时决不会想到，荒野石窟深处的那两位日本学者，日后会成为他在学术上的论敌。他更不会想到，这一场驻足凝视，竟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起点。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他遍历中国所有石窟寺的研究。他与云冈之间，也开启了一场超越大半个世纪的缘分。
云冈石窟，世界佛教艺术之瑰宝，历经千年，大美犹存。宿白说：“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及其影响延续时间之长，是任何其他石窟不能比拟的。”
1947年，宿白在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善本时，在清代金石学家缪荃孙传抄的《永乐大典》中，无意中发现了一篇名为《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 简称《金碑》 ）的碑文。
如今细读《金碑》，依然能感受到古人的文辞之美：“微尘刹土随缘赴，感应现前。当此之时，宝山（之）相，满月之容，有目者皆得见；狮子之吼，海潮之音，有耳者皆得听闻……然而虑不远不足以成大功，工不大不足以传永世，且物之坚者莫如石，石之大者莫如山，上摩高天，下蟠厚地，与天地而同久，是以昔人留心佛法者，往往因山以为室，即石以成像，盖欲广其供养，与天地而同久，虑远而功大矣。”
“与天地而同久”接连出现了两次（ 疑为衍文 ），这重复的六个字，恰恰反映了石窟历代开凿者的雄心。
缪荃孙抄录的这一册《永乐大典》在庚子事变中不知所踪，宿白发现的《金碑》也为海内孤本。宿白马上敏锐地意识到，碑文中记载的武州山大石窟寺，应该就是他曾经深深凝望的云冈石窟，只是在辽金时期还没有“云冈”这名字。
云冈，这个极美的名字，起于何时？起于何因呢？学界至今未有定论，可能的谜底，我们稍晚揭开。
杭侃 （新华社/图） 昙曜五窟
杭侃说，学术界常常会把云冈石窟与敦煌石窟放在一起类比，倒不是打擂台，两处石窟确实是各有千秋。直到民国，云冈与敦煌的名气都不相上下。云冈的洞窟数量不如敦煌，工程体量却远超敦煌，工程时间比较集中；敦煌洞窟众多，大大小小几百个，时间跨度很大。从自然条件来说，岩石质地的差别带来了造型手段的不同。云冈用“雕”，直接在石头上大规模造像；敦煌用“塑”，木胎包泥造型敷彩。因为石质不适合“雕”，所以敦煌流传下来的多是壁画。从风格和内容上来说，云冈作为皇家工程，追求宏伟庄严；敦煌则更民间，自由发挥的余地较大：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甚至早上起来洗脸刷牙……凡俗生活的方方面面皆可表现，充满意趣，这些内容在云冈就不会有。可能出于皇家对死亡的避讳，云冈连佛教的涅槃题材都极少表现。敦煌壁画中有大量榜题，为后世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信息；云冈的题记却特别少，其本身为砂岩质地，导致石刻铭记不易保存，仅有的几块记事碑，大都风化湮灭，难以辨识。
正因为如此，云冈石窟现存主要洞窟45座，附属窟龛209个，大小造像59000余尊，规制如此宏大，历代文献记载却极为稀少。
最早主持开凿云冈石窟的，是僧人昙曜。关于他，记载亦甚少，生卒皆不详，只知他少时出家，曾追随过天竺高僧昙无谶学佛法。北凉覆灭后，他随僧团迁抵北魏当时的都城平城（ 即今日大同 ），深受太子礼重。
当时的北魏皇帝拓跋焘对佛教的态度颇为摇摆。执政之初，他对佛教治国相当向往，曾以兵力相威胁，希望得到高僧昙无谶。但也正是这位太武帝，后来下诏诛杀僧尼，焚毁经书、捣灭佛像，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灭佛运动。佛教传播在古代中国所经历的三次法难，史称“三武灭佛”，太武帝就是其中一“武”。
太武帝废佛期间，沙门大多还俗避祸，但昙曜坚固道心，一心持守，冒着生命危险密持佛经和法器，贴身穿着僧衣，不暂离身，以示宁可殉教，绝不放弃佛家弟子的身份。
与昙曜同赴平城的北凉僧团中，高僧玄高、慧崇遭到抓捕，被行刑处死，连太子都无法出手相救。同情佛教的太子拓跋晃暂缓宣布废佛诏书，争取到了一点时间，昙曜因此死里逃生，遁至中山（ 今河北定县 ）隐居。没多久，年仅24岁的拓跋晃一命呜呼，有说死于忧虑的，有说被暗杀的，总之，都是非正常死亡。
第6窟下层四面开龛 （韩鹏/图）
太武帝拓跋焘死后，拓跋晃的儿子拓跋濬继位，是为文成帝。文成帝登基不久，下诏复启佛教，流亡僧人可以返回平城。昙曜赴京途中，恰遇文成帝东巡，他避让道旁。皇帝所驾游观辇由36乘骏马组成，其中一匹白马见到昙曜，张嘴衔住他的衣角，停下不肯再走。当时人们笃信“马识善人”，文成帝一惊，心中不免暗忖，这是否佛教复兴之兆？眼前之人必是佛法精深的高僧。询问之下，文成帝方知此人便是昙曜，是父亲生前信任和保护过的僧人，马上延请到京师，任命为“沙门统”，主持北魏举国佛事。
坊间另有一种心机派的演绎，认为这次奇遇，是昙曜提前将马儿最爱吃的草料盐汁染在袈裟上，提前专候在文成帝出行的路旁，诱使御马配合他演出了这神通故事。
经历过灭佛的惨痛，昙曜意识到，要使佛教恒久流传，不因政治权力翻云覆雨，导致经像法物荡然无存，便提出在山体凿窟。他向文成帝建议，开窟五所，每个窟中供奉一尊大佛，分别象征北魏开国以来的五位皇帝，礼佛便是礼帝，皇权与佛法因此结合起来。
而皇室这一头，太武帝拓跋焘生前对废佛已经追悔莫及，文成帝即位后，既感念父亲拓跋晃壮志未酬，又希望能安抚民意，替祖父忏悔灭佛之过，向天下昭示复佛的决心，因此爽快答应了昙曜的建议，并从人力物力上给予极大支持。
在这种合力下，公元460年，昙曜在平城武州山开始建造巨型佛窟，我们今天所知的“云冈石窟”拉开了最初的帷幕。其中最著名的五个洞窟，也是武州山石窟的第一期工程，世称“昙曜五窟”。
第6窟造像外层包泥脱落了一半，露出内层北魏造像风化后的残损容颜 （韩鹏/图） 五个皇帝？
昙曜五窟，对应五个皇帝，到底分别是哪五个皇帝？这个问题，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云冈石窟千年未解的哥德巴赫猜想。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按宿白的观点，昙曜五窟（ 即云冈第16窟-第20窟 ）中，第19窟开凿最早。宿白认为，在五窟中处于最西的第20窟，对应的是北魏真正的开国皇帝道武帝，然后依次向东，19窟对应明元帝，18窟对应太武帝，17窟对应景穆帝，16窟对应文成帝。佛教以西方为尊，这样就形成了祖先引领后世皇族一字排开，向西朝进的图景。
五佛之中，第17窟主像为交脚菩萨，是未成佛的状态，且17窟洞窟下沉于地面一米左右，低于其他四个洞窟。按宿白和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17窟对应的就是太子拓跋晃（ 后被追封为景穆帝 ），他没有登基就死去了，因此尊格略低。
今天的云冈石窟导游们，向游客讲解17窟的时候，大多会加入太子拓跋晃以身护法、最后在宫廷斗争中黯然早逝的悲情故事。观看者因此获得了一种代入的眼光，再看窟中塑像，身形雄健刚毅，但脸部在岁月中风化残损，表情漫漶难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