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的人性实验，其实是一场“剧本杀”
社会心理学的实验怎么了？
存在如此问题的实验，却提供了比较正确的结论，这是“歪打正着”吗？我们为此推出专题《“歪打正着”的实验》，希望通过对这三场经典实验的回顾，反思社会科学实验法的某些困境。
其中，本篇回顾的是“罗森汉实验”和“斯坦福监狱实验”。
1971年，津巴多（右一）和部分研究团队成员。图片来自津巴多所创网站“prisonexp”。
“罗森汉实验”揭示了美国二战后精神诊断体系严重缺乏可靠性——医护人员无法识破伪装的正常人，而一个人只要被贴上“精神病”的标签，其正常行为也会被当作病症；“斯坦福监狱实验”则发现了在强大的情境和角色作用下，一个人可能迅速内化施虐或服从的行为，“好人在此过程中也会变为“恶魔”（被概括为“路西法效应”）。“罗森汉实验”和“斯坦福监狱实验”早在发表不久后都曾遭受批评，不过批评都基于研究方法或研究伦理，比如“罗森汉实验”被指过于粗糙，算不上完整的研究，“斯坦福监狱实验”则因为伦理问题一直陷于争议之中。与这些批评不同，这里要说的是近年来才出现的，针对实验的过程和材料的真实性质疑。
“如果人们要说这是一个骗局，那就由他们去说吧，我也不再打算为之辩解了，其实它（实验）的留存时间就是一种辩护。”
这是津巴多（Philip Zimbardo，1933年3月23日-2024年10月14日）生前的最后一次回应。他是“斯坦福监狱实验”策划者，也是影响最大的社会心理学家之一。多年来，多起经典实验被质疑，他是在被质疑后唯一站出来全面回应的研究者。“罗森汉实验”被质疑时，罗森汉（David Rosenhan，1929年11月22日-2012年2月6日）已经去世，我们无法看到他的回应。
津巴多认为，批评并没有提供实质性证据，不能推翻他的结论。他说实验的“留存时间就是一种辩护”，换言之，只要实验留存于世，就足以反驳对实验的质疑。这个结束语看似寻常，实则耐人寻味。
这得从社会科学实验（以下简称“实验”）的特征说起。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4月3日专题《“歪打正着”的实验》B02-03版。
实验的两个身体
虽然人们赋予了知识许多荣耀，可很多时候，接受知识实在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种痛苦可能源于知识的乏味，讲者照本宣科，听者却只管打瞌睡；这种痛苦也可能源于知识对我们本身所持偏见的冲击与否认，让人难以承受，只能骂它一派胡言，什么也不是。
电视剧《围城》（1990）剧照。
当然，有一些知识唾手可得，哪怕我们未必知道它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
以“效应”结尾的概念是一个例子，我们在谈论观点时只要捎上“马太效应”“破窗效应”或“达克效应”，就好像已经透过现象，在看本质。另一个例子是实验。比如“霍桑实验”，它揭示了人一旦意识到自己被观察，行为就会改变；再比如“从众实验”，它观察了群体行为与态度对个体施加的压力。我们且叫这种有统一后缀的知识为“后缀体”。其特征是，在概念构造上就给人一种笃定的气质：它不是某个偶然的、局部的发现，而是对人或社会某方面规律的普遍概括，是一种法则。
什么是实验或实验研究法？实验，即研究者通过主动操纵自变量、控制无关变量，并在受控环境中观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因果效应，从而检验理论假设的一种研究方法。
这个定义使社会科学获得了苦苦追求的，有限的科学性。由于社会科学不可能成功效仿自然科学，做不了一场完全科学的实验，于是退而求其次，有的在实验室进行，有的在现实世界开展，有的引入问卷调查方法，还有的混杂着干预研究。其中被认为最接近科学的，是在实验室进行的实验。研究者征集若干志愿者，将他们请进特定的场所参与测试，编入实验组和对照组，有意识地改变一个变量，观察另一个变量的变化，以此推断“什么导致了什么”。由于因果关系是科学的基础，在研究者那里，实验也就获得了它的第一个身体，这是一个理性的、客观的、绝对的身体。
也由此，我们作为接受者会认为实验结论是可靠的、正确的。只不过这不是我们接受实验的全部理由。
电视剧《非常人力资源》（2020）剧照。
我们都听过职场上的年龄歧视问题，现在，假设有以下研究摆在跟前：
（1）根据检索关键词统计发现，过去一年社交媒体上关于年龄歧视的帖子比前一年多了5%；
（2）从某招聘网站的招聘公告里统计出10%明确提到期望年龄；
（3）通过上街发问卷，调查发现某开发区“25岁-34岁”和“35岁以上”两个人群的求职反馈有显著差异，p=0.03；
（4）根据劳动力成本理论和当前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可推断，科技型企业普遍会将年龄视为一个关键考量；
（5）虚构1000份求职简历，向100家招聘不限年龄的公司发送邮件发现，在工作经历、学历、性别和肖像照片等条件均相同情况下，28岁、33岁和39岁三个年龄组得到的面试率分别为13%、12%和5%。
举这个小例，不是要说哪个方法更可靠，或者效度更高（它们之间确实存在差异），而是说，实验这种方法即便使用了高度抽象的数学和统计，当它被讲述时，都像或者说都可以变为一个故事——有些雇主把对年龄的偏好藏在招聘启事背后，最终经不起测试，被悄悄揭穿。
投递实验性简历是最简单的一种实验研究，在过去几十年，经济学和社会学经常使用此种方法。它有人物，虽然形象极度模糊；它有一些情节，但不多；它因为缺乏戏剧性冲突，不够精彩。一方面，受制于情节、语言和传播媒介，此种简历实验发表后，除了研究者和期刊编辑，可能根本没几个人读。另一方面，要是有人读了，当未来的人谈起我们当下的企业用人标准时，这个人可能早已忘记了数据，却依稀记得当年曾有一些雇主，在简历测试中暴露了对年龄的真实立场。他于是轻轻一笑，感慨那样的职场生态，总算过去了。
这就是实验的第二个身体，它是叙事性的，是可以被感知的。在我们接受它、讲述它和回忆它的过程中，它一直若隐若现，最终因为我们忘不掉它而成形：它成为一个故事。这是社会科学实验的一个特征，无论其研究结论是否正确，是否在“情理之中”。当“斯坦福监狱实验”被质疑存在操控和表演，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回应：“如果人们要说这是一个骗局，那就由他们去说吧，我也不再打算为之辩解了，其实它（实验）的留存时间就是一种辩护。”他知道，人们已经不可能忘记这个实验。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情节远比简历实验复杂的“罗森汉实验”和“斯坦福监狱实验”。
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
查无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