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两年“到处游山玩水”？80后科学家用重磅成果回应质疑
回国两年“到处游山玩水”？80后科学家用重磅成果回应质疑
文 |《中国科学报》记者 李思辉 王昊昊 实习生 王悟诚
“没有渔夫的长江——但并非没有鱼”，这是Nature于今年2月在“研究亮点”栏目发表的评论短文的标题。看到这个标题，陈宇顺不禁感慨：“编辑寥寥数语精准勾勒出长江禁渔后的生态变迁，也道出了我们这项研究的重点。”
Nature推荐的这项研究成果，早些时候刊发在Science上，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联合湖南科技大学等单位共同完成。原标题为《长江禁渔遏制了七十年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文章通讯作者正是80后研究员陈宇顺。
陈宇顺告诉《中国科学报》，他和团队成员从事的野外水生态学研究，主要关注对象是河流和湖泊的鱼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都是打鱼的，在别人眼里（相比基因、细胞等前沿生物技术研究方向）是技术含量最低的科学研究。”
陈宇顺受访者供图
回国后“到处游山玩水”
陈宇顺2003年考入水生所读研，从此开启了他的鱼类研究生涯；研究生毕业后远赴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攻读博士，方向是河流生态学，就这样与野外水生态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博士毕业后，他在美国多芬岛海洋实验室开始了博士后研究，并于2010年在美国阿肯色大学渔业研究中心担任助理教授和实验室负责人。
生活稳定、科研顺畅，但他没有就此停下来。2014年底，他决定回国，回到水生所从事研究工作。
“在美国已经有教职了，为什么回来？”同事问。“趁年轻多折腾一下，争取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他说。
回国之后，他却做了一件让很多人“看不懂”的事。
他没有急着申请课题，没有马上开始科研资料采样，也没有急着写论文，而是带着团队成员出门“游山玩水”去了。对于一个刚回国、急需证明自身实力的青年学者来说，他的做法显得十分另类。
“我们从武汉出发，一路往上游走，走到西藏；再从武汉往下游走，走到上海。我们看过长江最上游的蜿蜒，也感受过长江最下游的豪迈。”陈宇顺回忆。
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陈宇顺带着团队，把长江干流及各个库区、主要支流，滇池、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太湖等湖泊及其流域几乎跑了个遍。每到一处，他们不做系统采样，只是用照相机拍下河流和湖泊的特征，观察水体状况；或者查看采砂的痕迹、航运的密度、渔船的数量、水坝的位置，记录岸线开发的变化。
没有精密的实验分析，没有详实的样本数据，不太可能产出论文。在很多人看来，这就是“游山玩水”。
好在，水生所领导对科研人员有足够的宽容度，给了他们足够的探索空间。
当时也有人劝他：先发几篇论文站稳脚跟，再慢慢做那些“基础工作”也不迟。陈宇顺没有听。
“如果我2014年底回来，2015年就直接开始采样、发文章，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就会弱很多。”他说。在他看来，这就像做手术前，医生得先给病人做一个系统的检查，把整体情况摸清楚再开始。同样的，如果对长江的整体情况没有足够的了解，后续的采样点布设和实验设计都可能因为缺乏系统性而不够严谨。
事实印证了他的判断。那一年看似“无用”的游历，变成了后来一系列成果的“底子”。直到今天，陈宇顺回想起来仍不免感慨：“11年前‘去跑一遍’那个决定，为我们后来的研究带来很大帮助。那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一项没有对照组的研究
“游山玩水”归来，研究正式开始。
2017年起，陈宇顺带领团队开始在宜昌至上海的长江干流沿线布设固定采样点，开启每年定期的鱼类群落监测。他所在的实验室把70%的人力物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好几位博士生的论文也都围绕着这场长期监测展开。
起初，团队并不是为了验证某项政策的效果，而是试图回答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在多重人类活动压力下，长江鱼类群落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
2020年，该团队在Ambio发表论文，系统分析了长江面临的多重压力因子，其中渔业捕捞被认为是最直接、最显著的因素。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水生所研究员曹文宣等科学家的呼吁下，2020年晚些时候，国家启动了长江“十年禁渔”。
“对做鱼类野外生态研究的科研人员来说，十年禁渔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奋的事情。此前，我们一直很担心，捕捞压力这么大，长江很可能变成世界上鱼最少的一条大河。”陈宇顺说。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何证明禁渔真的有效？除了直观的感觉，能否从科学研究的角度予以证明？
2023年，德国学者在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湖泊鱼类生态修复的文章。这篇文章对德国境内20个湖泊开展分组比较，证明采取某种治理方案与未采取这种方案，给不同湖泊带来的不同影响。
陈宇顺的研究方向是“长江十年禁渔对长江生态的作用”，如果按照那位德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审视，他们关于长江的研究一开始就“不够完美”。因为长江只有一条，世界上很难找到另外一条与之相似的河流，因此也没有可对照研究的对象。这是方法论上的缺陷，也是对实验逻辑的最大挑战。
“长江干流只有一条，找不到另一条合适的河流做对照。”面对编辑或审稿人可能提出的质疑，陈宇顺给出了另一种判断：“野外生态系统不是实验室。如果空间上无法复制，那就转向时间。以时间轴为参照系。”
于是，团队决定用禁渔前三年（2018—2020年）和禁渔后三年（2021—2023年）的数据进行纵向对比。
2024年下半年，他们结合过去六年的监测数据完成论文撰写。当年11月投稿给Science。投稿后的第二周，编辑没有回应，也没有拒稿。随后，文章被送审，三轮审稿中先后有两位审稿专家提出异议，觉得这项研究只是常规的鱼类监测，不够“前沿”。
于是，团队积极进行回应——长江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的。这项工作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有极大的意义。最终，那两位审稿人被说服了。
一年多之后，好消息终于传来。2025年12月31日，他们的论文被Science正式接收。在这一年即将翻篇的最后关头，他们收到了最好的跨年礼物。长达一年多的修改、回应与反复推敲，在这一刻落定。陈宇顺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团队成员。
值得庆幸的是，整个审稿过程中，那个最让他们担心的问题——没有对照组，审稿人只是提了一下，并没有深究。
“他们想必也明白，像长江这样孕育众多生命、纵横不同地貌、物种极其丰富的大河，很难找到第二条。”论文的第一作者熊芳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