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专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前院长刘俏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经济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专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前院长刘俏
韩忠楠
在传统要素驱动边际效应递减的背景下，全要素生产率，即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总体效率，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核心变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归根结底要靠科技创新与制度改革的协同发力。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8%，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这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注入了新动能。
进入“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能否推动经济实现从“投入驱动”到“效率跃升”的关键跨越，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的韧性和民生福祉的改善。围绕上述话题，近日，证券时报“人民财讯·大观”栏目特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前院长刘俏，对“十四五”时期研发投入的真实成效、全要素生产率的走势特征，以及“十五五”时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所需的改革路径进行深度解析。
复盘“十四五”：研发投入强度2.8%，离创新型国家还有多远？
证券时报记者：随着“十四五”收官，多项研发投入数据引发广泛关注——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首次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十四五”时期，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高0.44个百分点。您认为，这些数据是否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刘俏：从数据来看，我国研发投入的绝对规模已位居全球第二，2.8%的研发投入强度也超过了OECD国家平均水平，这充分说明“十四五”时期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力度实现了质的提升，是科技创新实力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标志。但研发强度只是创新的“输入指标”，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创新型国家，还要看它“产出了什么”，以及“如何产出”。更关键的是要看研发的效率、结构以及成果转化能力。
我国当前研发结构中，基础研究占比仍有短板。数据显示，我国基础研究占比长期处于6%—7%，而典型的创新型国家，这一数据普遍在15%以上。这意味着，我国在核心技术、原创性成果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人工智能 大模型等领域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可能性。我国在“1到N”的技术转化和产业化环节，凭借规模优势和产业配套能力实现了与发达国家的齐头并进，但如果面临外部技术封锁，需要构建独立创新生态链时，基础研究的短板就会凸显。基于此，即便研发投入规模实现突破，我们仍需持续加大基础研究和科技人才投入，这是向创新型国家迈进的核心抓手。
证券时报记者：能否用通俗语言解释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研发经费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是什么关系？
刘俏：简单来说，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是扣除了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投入后，经济增长中额外的贡献部分。打个比方，同样一个工人、一台机器，过去只能生产1个单位的产品，现在能生产5个单位，这多出来的4个单位，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带来的成果，其核心来源是技术进步、管理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
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其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技术革命、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升；二是资源配置效率优化释放的增长潜力。研发投入正是技术进步的核心支撑。
证券时报记者：“十四五”时期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怎样的变化？科技创新在多大程度上对冲了传统要素投入下降的压力？
刘俏：从测算结果来看，“十四五”时期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现稳步提升的趋势，这是多方测算的共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机构，最新的数据都印证了这一变化。虽然具体的数值因方法论、要素统计口径存在差异，但整体来看过去五年，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约为1.8%。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质上是中国经济从“规模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转型的直接体现。虽然人口红利消退让传统劳动要素对增长的贡献有所下降，但我们通过人口质量的提升对冲了影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 教育 年限已提升至11.3年，人力资本的积累让劳动要素的质量实现了跃升。同时，大规模研发投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以及改革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也成为对冲传统要素压力的核心力量。
民生视角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到底改变了什么？
证券时报记者：有观点认为，“十五五”时期支撑经济合理增长速度必须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它的变化会对居民的就业、收入、社会福利等民生领域产生哪些影响？
刘俏：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不是单纯的经济指标变化，而是会渗透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各个环节，直接影响民生福祉，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
从就业的视角来看，效率提升会推动产业升级，催生 新产业 、新业态、新岗位，比如 人工智能 、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发展，会创造大量高技能、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同时推动传统行业的就业结构优化，让劳动者从“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从社会福利的视角来看，效率提升会让社会财富总量增加，政府有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 教育 、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和均等化水平，居民收入增加后，也能享受更多的高端消费、服务消费，获得感和幸福感会显著提升。
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停滞不前，经济增长只能依靠“垒资源、堆投入”的粗放式模式，不仅会导致产能过剩、资源浪费，还会让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就业质量下降，社会福利的提升也会缺乏可持续的支撑。所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路径，也是还原经济增长“以人民为中心”本质的关键。
证券时报记者：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民生改善是正向的因果关系，还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刘俏：从理论逻辑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因，民生改善是果，效率提升带来经济高质量增长，进而推动就业、收入、福利的改善。但从实践来看，二者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关系。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让居民收入增加、消费升级，而新的消费需求又会牵引新的供给，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新能力，进一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同时，民生改善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比如 教育 水平提高、健康保障完善，会让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得以提升，成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重要人力资本支撑。
比如，哈尔滨通过发展文旅产业，提升服务业质量，实现了人口净流入，居民收入增加、消费活力提升，而消费需求的升级又推动当地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服务效率，这就是民生改善与效率提升相互促进的典型案例。所以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最终要落到民生改善上，而民生改善又会为效率提升提供持续的动力。
证券时报记者：当前国内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看似不显著，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刘俏：服务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看似不显著，核心原因是服务业的效率提升是“慢变量”，与基建、制造业等领域的“立竿见影”不同，服务业的效率提升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培育。但服务业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领域，尤其是传统服务业的升级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蕴藏着巨大的效率提升潜力。
哈尔滨、云南等地区的文旅经济发展，看似短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不明显，但从长期来看，当地通过打造品牌、优化服务、集聚人口，推动了服务业的专业化、规模化发展，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这正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体现。看待服务业的贡献，不能只看短期的经济数据，更要看到其在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就业、拉动消费、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长期价值。
展望“十五五”：全要素生产率需要“跑”多快？
证券时报记者：结合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是多少？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需要达到什么水平？
刘俏：2035年我国要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测算下来未来10年经济年均增速需要达到约4.7%，“十五五”作为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目标大概率在4.5%左右，这一目标既务实稳健，也能为“十六五”时期留出合理空间。要支撑4.5%左右的经济增速，全要素生产率必须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拉动力，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需要提升至40%左右，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
这意味着经济增长要从过去的“要素驱动为主”转变为“效率驱动为主”。从年均增速来看，“十四五”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约1.8%，这一水平支撑“十五五”时期4.5%的经济增速仍有缺口，需要保持并稳步提升，确保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稳定在1.8%及以上，才能有效对冲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劳动要素贡献度下降带来的压力。
这一要求看似是数字的提升，实则是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过去经济增长中，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贡献占比偏高，而“十五五”时期，需要让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成为第一拉动力，这就要求研发投入效率进一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优化、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让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经济增长目标同步、同频。
证券时报记者：从当前的发展基础来看，我国能否实现这一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目标？支撑这一目标的底气在哪里？
刘俏：从当前的发展基础和实践成效来看，实现这一目标是具备坚实基础和现实可能的，核心底气来自四个方面：
一是研发投入的规模优势和结构优化的趋势。我国研发投入已位居全球第二，基础研究占比虽偏低，但呈现稳步提升的趋势，科技创新的“家底”越来越厚，为技术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和配套能力。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能快速将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在“1到N”的产业化环节具备独特优势，这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
三是改革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打破体制机制障碍，能释放大量的效率空间，比如全国 统一大市场 建设、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都能让生产要素流向效率更高的领域。
四是人力资本的积累。我国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持续提升，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本支撑。从实践来看，“十四五”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稳步提升，已经验证了我国推动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有效性，只要持续坚持这一方向，“十五五”时期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稳步提升是完全可能的。
证券时报记者：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需要警惕哪些风险和挑战？
刘俏：当前我们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测算和预期，都是基于线性的经济发展规律和稳定的外部环境，但在未来发展中，需要警惕两方面的风险和挑战：一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美伊冲突等可能推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甚至引发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也会增加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如果出现重大的外部突发事件，会让线性的预期变得脆弱，甚至影响经济发展的整体节奏。二是内部的结构性问题。部分领域仍存在重复投资、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大等问题，个别地方仍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政绩观，导致研发投入效率不高、资源配置扭曲，这些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会制约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面对这些风险和挑战，我们的核心应对策略就是“做好自己的事”。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无法左右，但可以通过提升自身的发展韧性、完善自身的产业体系、深化自身的改革创新，增强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只要坚定不移地培育新质生产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把自身的事情做好，就能以自身的稳定发展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
制度改革如何打通效率提升的堵点？
证券时报记者：“十五五”时期，国家层面应如何引导、确保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刘俏：要让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同步，核心是推动发展方式从“重投入、轻效率”向“重质量、重效率”转变，国家层面的引导要聚焦“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创新驱动、完善体制机制”三大核心，把握好三个关键方向：一是平衡好科技创新前沿领域和传统产业升级的关系。既要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研发投入，培育新质生产力，也要通过技术赋能推动传统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效率提升。不能只盯着 “高大上”的领域，而忽视了传统产业的效率潜力。
二是平衡好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投资。过去我们过于强调生产环节的投资，制造业、 房地产 等领域投入偏高，而分配、交换、消费环节的投资不足，未来要加大对分配环节的收入调节、交换环节的全国 统一大市场 建设、消费环节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让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相统一。
三是平衡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关系。未来要把“投资于人”放在首要位置，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等人力资本的投入，提升劳动人口的素质和能力，这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核心人力资本支撑。
证券时报记者：结合“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目标，您认为最紧迫的制度性改革是什么？应从哪些方面发力？
刘俏：“十五五”时期最紧迫的制度性改革，是围绕分配、交换、消费环节，破除制约效率提升和民生改善的体制机制障碍，核心聚焦四大领域：
一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是扩大内需、推动消费升级的核心，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要通过一次分配向劳动者倾斜、二次分配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三次分配引导慈善捐赠，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比如提高农村居民基础 养老金 标准等。
二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让农民能通过 土地流转 、退出获得合理的财产性收入，消除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三是央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适当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权，推动央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同时，通过国债发行、债务置换等方式，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引导地方政府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工作重心放在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率上。
此外，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改革也至关重要。要提升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能力，让金融资源低成本流向科技创新、中小企业、绿色发展等关键领域，打破国企和大企业的金融资源垄断，进一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证券时报记者：当前部分企业面临“内卷式”竞争和产能利用率不足的问题，导致投资意愿下降，“十五五”开局之年，应如何通过财税政策和金融支持，将研发投入转化为有效的资本形成？
刘俏：企业的“内卷式”竞争本质上是低水平的价格竞争和同质化竞争，核心原因是研发投入不足、创新能力偏弱，只能在存量市场中相互挤压。要将研发投入转化为有效的资本形成，财税政策和金融支持需要形成“组合拳”，核心聚焦三个方面：
一是财税政策要加大对研发投入的激励力度。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减免等政策，降低企业研发成本，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研发投入，同时对低水平重复投资、产能过剩领域实施税收约束，引导企业向高质量、创新型发展转型。
二是金融政策要强化对科技创新的精准支持。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发展创业投资、天使投资，为创新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同时引导 银行 等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研发的信贷支持，推出 知识产权 质押、科技信用贷款等金融产品，解决企业研发的融资难题。
三是破除“内卷式”竞争的体制机制基础。通过完善 知识产权 保护制度，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处力度，保护企业的创新成果，让企业敢于投入研发、愿意投入研发，同时通过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开展差异化竞争、协同创新，推动产业集群发展，提升产业整体的创新能力和产能利用率。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