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泡沫”正在让美国经济结构面临“K型”撕裂
“AI泡沫”正在让美国经济结构面临“K型”撕裂 |新京报专栏
2026年04月09日 10:34
▲人们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拍摄“2026”灯光装置。图/新华社 “AI是一个巨大的泡沫，泡沫破裂是迟早的事情。”
在近期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院长姚洋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AI这个大泡沫迟早要破裂，然而，不想让AI泡沫破裂的美国科技公司仍在持续制造焦虑，不计后果地吹大AI泡沫，其一旦破裂，便有可能引发一场科技危机。
事实上，近年来美国人工智能领域强投入、高负债与弱回报的特征已日益凸显，美股AI领域是否存在“泡沫”也因此持续成为舆论焦点。
然而，真正令人担忧的问题往往不在技术内部，而在其所在的经济社会环境。今日的美国经济结构本身，已先于技术本身，呈现出一道深刻的K型裂痕。
若我们将视线从AI赛道暂时移开，投向其所要嵌入的美国这片大陆，便会看到一幅“冷热双生”的奇观：
一端是资本簇拥下的AI产业高歌猛进，如盛夏般灼热，另一端则是美国众多的传统行业在收缩中持续低迷，寒意弥漫；一边是富裕阶层因资产膨胀如沐暖阳，另一边则是普通家庭在通胀的积雪中步履维艰。
这场技术革命的“冰与火之歌”，带给美国的不仅是生产力的跃迁，更是对其社会结构的深度重塑。因此，有必要跳出行业内外的技术性争论，将美股这一轮AI热潮置于美国日益极化的经济图景中加以审视。
▲ChatGPT发布前后，美国顶层1%与底层50%的家庭总资产占比变化。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冰火纪年：
“K型经济”呈现AI爆发下结构性撕裂
“K型复苏”一词最早由经济学家彼得·阿特沃特创造，并在全球新冠疫情后被广泛提及。
这一概念，主要用于描述美国在疫情后出现的短期分化现象：科技、金融及白领远程工作等领域迅速收复失地，甚至屡创新高，而线下服务业和低技能岗位则深陷泥潭，收入与就业呈现出“一上一下”的K字型修复轨迹。
然而，在当前对美国宏观经济的讨论中，“K型复苏”已逐渐被“K型经济”所取代。这一语境的转换，意在强调这不只是疫情后的短期现象，而是美国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在利率、通胀冲击下被放大的长期结果。
2025年12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被追问有关“高收入家庭靠房产和股市财富支撑消费、低收入家庭则被五年累积的价格水平压制”的情况时，明确承认了“K型经济”的存在，并警告这可能削弱美国经济扩张的质量，并侵蚀社会支持的基础。
在美国，一幅直观的“K型”图景正在上演：一边是资本市场在AI概念的加持下高歌猛进，另一边却是支撑经济基石的消费者信心屡屡下跌，重回通胀至暗时刻。在两者的背离中，我们看到：美股的红利被锁定在极少数持有大量金融资产的群体中；而对于绝大多数美国家庭，则在默默承受房贷利率和生活成本上升的压力。
为更直观地呈现出当前AI爆发期下美国经济社会的结构性撕裂，我们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切面进行对比。
第一重分裂，体现在美国居民财富积累路径的“加速度”差。数据显示，自2022年AI模型ChatGPT发布以来，美国顶层1%的家庭资产占比由27%升至2025年的28.9%，底层50%的家庭资产占比则由6%降至5.3%，各阶层积累的资产规模正在拉开差距。
从资产结构看，美国顶层家庭的财富高度集中在股票和基金等金融资产上——部分研究显示，高收入群体约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净资产配置于股权和基金产品；而底层50%的家庭中，大约一半的财富集中在自住房等不动产上，直接持有股票的比例仅为5%，更多依赖工资和转移收入维持生活。
于是，美国各收入阶层进入了截然不同的财富增长轨道，一端是资产性收入的“自动巡航”，另一端是工资性收入的“原地踏步”，加速度的差异正逐渐拉开不同阶层间的财富鸿沟。
第二重分裂，表现为美国消费动能的“双速运行”。收入方面，2025年，美国高收入家庭的工资增长率逆势拉升至4%，而低收入家庭的年化增长率则降至0.9%，创下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直接传导至消费端——美国银行研究所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2025年11月份高收入消费者的支出同比增长4%，创下4年来最快增速，而低收入家庭的支出同比则不到1%。结果是，截至2025年，前10%收入最高的群体消费已占据全国总消费支出的49.7%，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第三重分裂，体现为美国生产引擎的“二元分轨”。在美国，以半导体和电子元件为代表的高科技制造业，其产出指数自2017年以来呈指数级反弹，到2025年已逼近170的高位。
相比之下，剔除高科技和汽车后的传统制造业生产指数则长期在90至100的水平线下震荡。由此看来，美国所谓的“再工业化”似乎更多体现在围绕AI展开的产业再集中，而非传统工业的全面回暖。
实际上，当前美国经济的冷热分化，是近40年来政策导向与全球化浪潮共同作用下的深刻裂变。
追溯这一裂痕的源头，须回到20世纪80年代。彼时，以里根政府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席卷而来，确立了“效率优先”的经济范式。
在“涓滴经济学”的理论大旗下，美国推行大规模减税、放松金融监管，并积极拥抱全球化外包战略。而这一系列政策的本意，是希望通过资本积累惠及社会底层，但现实却与这一初衷背道而驰。
外包经济的“洋流”将美国国内产业链大规模冲刷至海外，导致本土制造业空心化，金融自由化的“季风”则赋予了资本前所未有的流动性与增值能力。
这种政策组合推高了美国的GDP，却也在社会层面撕开了难以愈合的创口：精英阶层凭借全球资本配置能力实现了财富的指数级膨胀，而广大劳工阶层则失去了稳定的产业依托。
数据表明，随着全球化外包战略的深入推进，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经历了不可逆转的结构性下行，由20世纪80年代的近2000万人一路震荡走低至目前约1200万人的水平，意味着美国曾引以为傲、能够提供稳定收入与体面生活的“蓝领中产”基础被连根拔起。
同时，以医疗保健和商业服务为代表的服务业则迅速崛起，填补了就业数量上的缺口。目前来看，医疗和社会救助行业已成为当前吸纳美国就业的绝对主力，但这些岗位往往伴随着低薪资、低福利与高不稳定性，劳动者抗风险能力日益脆弱。
就业结构的变迁，直接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剧烈重塑。美国社会“向两极拉伸”的趋势愈发明显：最低及最高收入阶层的人数比例均有所增加，但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中间阶层比例却在持续萎缩，中低与中高收入群体的规模陷入停滞。这意味着，美国社会结构正从理想的“橄榄型”向不稳定的“沙漏型”退化。
同样，财富分配结构也经历了一场跨越40年的“慢迁徙”。
美联储数据显示，2020年第二季度，美国前10%人群总财富占全部居民财富的比例升至63.5%，底层50%人群的总财富占比则降至5.5%。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成为贫富差距扩大的催化剂。
由于美国富裕阶层持有绝大多数的股票、房产等金融资产，量化宽松注入的流动性迅速推高资产价格，使其财富雪球越滚越大。对普通居民而言，这一货币洪流却未能有效转化为工资增长、就业改善或实体消费，从而拉大了贫富差距。
尽管拜登政府上台后明确提出有别于“涓滴经济学”的发展理念，主张通过“中间向外、底层向上”重塑增长路径，并辅以税收抵免、福利扩张、产业补贴及对资本和企业加税等一系列再分配与产业政策，试图缓解长期积累的不平等，但实际效果却相当有限，甚至在某些层面加重了底层群体的生活压力。
一方面，美国政府的大规模财政扩张在供给受限的背景下推升了通胀，住房、能源与食品等必需品价格上涨，侵蚀了低收入家庭对补贴和福利的实际获得感。另一方面，产业补贴与政府投资在执行时更多倾向于美国的大型企业，资源与收益依旧向头部企业和资产持有者集中。
而为了遏制高通胀，美联储又被迫采取激进的加息政策，这使得预算本就对必需品价格敏感的普通家庭，承受了远比资产丰厚的精英阶层更直接、更强烈的通胀冲击。其结果是，政策在试图平衡经济的同时，反而推高了普通家庭的借贷成本，如学生贷款、房贷和车贷利率飙升，甚至让更多底层民众陷入了债务泥潭。
可见，美国40年的政策倾向与市场力量，共同造就了如今冰火两重天的“K型”经济格局。这也意味着，当前的AI技术革命并非在一张“白纸”上展开，而是叠加在美国社会既有不平等基础上带来一股全新的增长与分配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