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城生活舒适榜2025:中国最舒适的生活，藏在哪座城市？
城市研究
编者按：
城市的本质，终究是为了人的生活。时隔十年，2025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次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强调“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标志着中国城市发展正式告别过去的“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内涵式发展”，城市价值的核心也从“见物”转向“见人”。
在这样的时代转向之下，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今年迎来了寻找“理想之城”的第六年。从生活舒适到市民引力，从市民待遇到公共空间体验，我们用近30个量化指标描摹57座城市的肌理，探寻“人民城市”的具象表达。
但我们也从不认为数据足以定义“理想”。算法可以计算通勤时长，却算不出途中偶遇一片云霞的欣喜；指标能够衡量人均绿地，却量不尽一棵老树下几代人的记忆。正因如此，“理想之城”从不预设唯一答案。北上广深有其壮阔，江南小镇有其从容。有人迷恋霓虹不眠，有人偏爱灯火可亲。
我们呈现这份观察，不为定义你该去往何方，而是提供一个坐标，帮助你回答：你在这座城市是否过得足够幸福？
今日，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推出《57城生活舒适榜2024》，寻找中国“舒适之城”。
南方周末研究员 石登江 南方周末实习生 京若琛
责任编辑：李润泽子
过去几年，“逃离北上广”“在县城过体面的生活”这样的话题反复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在年轻人的选择背后，藏着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那些曾经吸引人的城市，慢慢变得没那么舒适了；那些没什么存在感的城市，悄悄成为了安居乐业的新选择。
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57城生活舒适榜2025》展现了一个复杂的图景：绍兴、嘉兴、温州、佛山、无锡等城市，凭借较高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便捷的交通和可控的房价，实现了“高收入”与“低压力”的均衡；北京、上海等城市，虽然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但房价和通勤常常把很多人压得喘不过气。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中提出，城市通过集聚效应创造机会、促进创新。但他也指出，如果一座城市无法驾驭繁荣，“这座城市就会成为自身成功的牺牲品”（and then that city became the victim of its own success）。一座繁荣的城市常常催生限制发展的管制政策，造成资源稀缺、房价高涨，限制城市自身的发展。
这是中国城市正在面临的挑战。当中国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人们对“过得好不好”的在意，正在超过“赚得多不多”。城市竞争的逻辑，也在从“以产聚人”向“以城留人”转变。
这份报告试图用数据描绘城市发展的轨迹，为那些正在寻找答案的城市管理者和居民提供参考。 
绍兴迪荡湖航拍视角的城市风光（图/视觉中国）
生活舒适度的坐标系
一座城市的生活舒适度，不能只看它的GDP有多高，也不能只看它的房价有多低。舒适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关乎你每个月要花多少钱在房子上，关乎你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在路上，关乎你的收入能否支撑你想要的生活。
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连续多年用三个维度来构成一座城市的生活舒适度坐标系：安居指数，衡量住房压力的大小；通勤指数，衡量通勤成本的高低；收入指数，衡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多少。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通勤指数采用了平均通勤耗时和平均通勤距离这两项数据完整度更高的指标。
研究发现，绍兴蝉联榜首，嘉兴紧随其后。温州、佛山、无锡分列第三至第五位，常州、宁波、金华、苏州、东莞跻身前十。在前十的城市中，长三角城市有七座，珠三角城市有两座，体现出这两大城市群在生活舒适度上的优势。
一线城市则全部排在30名之后，北京第56、上海第53、深圳第50、广州第35。北京、上海、深圳虽然有较高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但是在安居指数和出行指数上得分较低，因此生活舒适度排名位于末端。广州则因为较为合理的安居指数，排在中游。
这些数据展现出一个现实：高收入与高舒适度之间存在明显的错位。收入越高的城市，安居和出行往往越差；而舒适度高的城市，收入往往不是最高的。这种错位，构成了中国城市舒适度的核心矛盾。
在57座城市中，我们划分了四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类是“舒适之城”。绍兴、嘉兴、温州、佛山、无锡、常州，这些城市的三大指数均处于前列。它们有出色的制造业，民营经济活跃；有适度的规模，人口在500万到1000万之间；有可控的房价，房价收入比在10到15之间；有良好的出行体验，通勤距离在7.2公里以内。它们是稀缺的均衡型城市。
第二类是“承压之城”。北京、上海收入排名靠前，但安居和出行排名靠后。它们有高端服务业，金融和互联网产业占比高；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年末常住人口超过两千万；有高企的房价，房价收入比大多超过30；有漫长的通勤，平均通勤耗时在40分钟左右。它们是效率优先的典型，也承载着“增长的代价”。
第三类是“安居之城”。银川、呼和浩特、乌鲁木齐、唐山，这些城市安居和出行表现较好，但收入排名靠后。它们有安居的优势，房价收入比普遍低于10；有便捷的交通，但部分城市通勤时间较长；有相对平稳的收入，但明显低于头部城市。它们面临着安居能否转化为吸引力的挑战。
第四类是“落差之城”。深圳、厦门、三亚、汕头，这些城市在三大指数上存在明显落差。深圳和厦门人均收入高但房价贵，三亚出行便捷度高但安居难，汕头通勤距离短但人均收入低。这既是因为外来需求挤压本地居住空间，也源于城市发展的“偏科”问题。
这几种类型勾勒出中国城市舒适度的基本格局，也折射出中国城市发展的矛盾：当人口向城市集聚时，城市的承载力能否同步提高？当城市规模扩张时，居民的生活质量能否得到保障？
城市规模的“最优区间”
在城市经济学中，“最优城市规模”一直是重要的议题。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J·弗农·亨德森系统构建了城市规模的理论模型。他指出，城市规模与居民福利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当城市规模较小时，集聚效应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和就业机会增长占主导；当城市规模超过一定阈值后，高房价等负外部性开始超过集聚带来的正外部性。
研究发现，年末常住人口在500万到1500万之间的城市整体排名靠前。在生活舒适榜前十名的城市中，绍兴、嘉兴、温州、佛山、无锡、常州、宁波、金华2024年的年末常住人口低于1000万人，苏州和东莞则分别是1298.7万人和1057.1万人。这些城市处于“黄金规模区间”，人口规模足以支撑良好的产业生态和劳动需求，也还没到超大城市那种紧绷的状态。
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大城市，比如上海（2480.3万）、北京（2183.2万），普遍面临安居和出行的压力。人口低于500万的城市，比如兰州（443.7万）、西宁（247.7万），虽然安居压力小，但收入水平也相对较低。这与“城市规模效率曲线”相吻合，规模过小的城市，还未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限制了居民收入增长。城市规模超过一定临界点后，边际效率又逐渐递减。
500-1500万人口的黄金规模区间，本质上是找到了城市集聚效应的正外部性与规模扩张的负外部性的完美平衡点。更重要的是，这个规模的城市治理半径更可控，精细化治理的政策更容易落地见效，这也是它们能长期维持三大指标均衡的隐性优势。
但是，并不是所有在黄金规模区间的城市都能获得较高的生活舒适度排名。如果一座城市规划不合理，也可能导致通勤距离远、耗时长。此外，如果一座城市过度依赖土地财政而忽略了营商环境的建设，即使人口规模适中，安居指数也不高。
当然，“最优区间”并非固定不变。技术进步和城市治理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突破规模限制、提高城市承载力。深圳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每平方公里约9004人。按理说，深圳应该是最拥堵的城市之一，但生活舒适榜的数据显示，深圳的通勤指数排在第26名，远高于北京（57名）、上海（56名）、广州（48名）。
深圳通勤指数高的秘密藏在空间结构里。深圳是“多中心”结构，高新园、车公庙、福田CBD、华强北、罗湖金三角，五个中心分散布局，生产集聚区和生活集聚区相对均衡。深圳居民不需要像北京居民那样“跨城通勤”，他们的平均通勤距离只有7.4公里，而北京为12.2公里。
深圳的经验与美国城市学家简·雅各布斯的理论契合。她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批判了美国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功能分区”理念，主张城市应该保持功能的混合性和街区的多样性。
此外，深圳还在公交出行上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首先，新小区、新园区建好之前，地铁和公交配套先跟上，让居民出门就有车坐。而且，地铁新线一开，周边公交就跟着优化一片。其次，公交车专用道设置率超15%，还能智能延长绿灯和缩短红灯，提高公交车的通行率。最后，政府还通过补贴维持低票价，支持开通社区微巴、定制巴士，覆盖公交盲区。正是这样一套政策组合，让公共交通日渐成为深圳居民出行的首选。
深圳的实践验证了美国规划学者彼得·卡尔索普提出的“公交导向型开发”和“多中心城市”理论。他指出，人是城市规划的起点也是终点。2050年，超过70%的中国人将生活在城市里。中国不能走美国的城市低密度且以汽车出行为主的城市发展模式，而应采用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适宜步行的功能混合且紧凑的发展模式。
多中心的空间结构、混合功能的街区布局、公共交通导向的开发模式，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深圳“高密度，低拥堵”的秘密。而单中心放射状的城市结构，虽然带来了城市扩张的效率，却让居民付出了通勤时间的代价。
房价收入比的“可持续区间”
城市规模决定了舒适度的基础格局，而住房成本与收入的匹配度，更是直接决定居民安居体验的核心变量。安居指数运用房租收入比和房价收入比两项指标，衡量不同城市的住房压力。
据联合国人居中心研究，房价收入比在3到6之间为合理区间，6到10为偏高区间。但是，这一标准主要适用于发达国家。世界银行的研究指出，在快速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房价收入比通常高于发达国家。
生活舒适榜的数据显示：房价收入比低于10的城市，收入水平普遍相对较低；房价收入比在10到15之间的城市，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居住成本可控；房价收入比超过20的城市，虽收入高但安居压力大。
根据这一分布，我们认为房价收入比在10到15之间在国内是“可持续区间”。这一判断与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曾发布的《房地产买卖行为与房地产政策》报告的结论一致：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房价收入比在12左右时，居民住房消费与其他消费之间能够形成相对平衡。
绍兴、嘉兴、温州、无锡的房价收入比都在可持续区间内，舒适度排名也位居前列，但是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收入比则超过了30。据中国房价行情平台的数据，2024年上海住宅二手房平均售价为每平方米6.86万元，而绍兴为1.91万元，相差近3.6倍，但两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仅为1.21倍。这种剪刀差也是“承压之城”与“舒适之城”分化的重要原因。
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业与创意力教授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中提出，后工业时代城市吸引力的核心在于构建“3T”（技术、人才和宽容度）。他指出，创意阶层更看重城市的生活方式、文化氛围和自然环境，这些“生活质量”要素决定了他们是否愿意留下。这与本次生活舒适榜中“舒适之城”凭借宜居性吸引人口流入的趋势形成呼应。
研究发现，绍兴、嘉兴、佛山这些“舒适之城”2024年的年末常住人口分别增加了3.5万人、2.4万人、8.35万人；而部分高收入城市的人口增速反而慢了下来，甚至开始减少，上海和北京的年末常住人口分别减少了4.32万人和2.6万人。
事实上，国内已经有多个城市通过调控，将房价收入比维持在可持续区间。长沙是典型的“房价友好”城市。2025年上半年，长沙内五区首开项目平均去化率78%，比2024年提高11%。同年6月，长沙新房价格环比涨幅和上海并列全国第一，但房价收入比依然在合理区间。与此同时，长沙还在不断优化政策，出台以旧换新政策，按新房总价1%给予购房补贴（单套最高3万元），二孩、三孩家庭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也分别提到了96万和104万。
当城市治理从“见物”转向“见人”，当城市规划更多地“以人为核心”，中国城市才能迈向更加舒适的未来。这不仅是治理方向的转变，也是价值排序的重塑，城市不只是增长的工具，更是生活的空间。正如雅各布斯所言：“城市不是机器，而是有机体。衡量城市成功的标准，不是它的产出，而是它让人们生活得如何。”
舒适之城的底气和隐忧
收入是生活舒适的底气。没有足够的收入，再低的房价、再短的通勤，也只能是“安逸但缺乏活力”的选择。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一个人最终可用于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也是生活舒适榜收入指数的唯一指标。
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一线城市依然保持领先。2024年，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88366元、85415元、81123元和78010元（估算）。然而，收入子榜与生活舒适度总榜之间存在着错位。上海收入第1、综合第53，北京收入第2、综合第56，深圳收入第3、综合第50。这些城市的居民赚到了最多的钱，也在住房上花掉了最多的钱，在通勤的路上度过了最多的时间。
南京大学经济学系特任副研究员陈子扬等学者在2025年发表的论文《中国城市住房成本与实际收入差异》（《Housing Costs and Real Income Differences across Chinese Cities》）指出，扣除住房成本后的真实收入与城市规模之间呈倒U形关系。在超大城市中，住房支出已成为家庭支出的主要部分，特别是低技能人群和农村移民家庭。
中国各城市的预测实际收入。(图/南京大学经济学系特任副研究员陈子扬等学者)
通过生活舒适榜的数据，我们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区间。绍兴、嘉兴、温州、无锡、宁波等城市，不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而且房价收入比控制在10到15之间，通勤距离保持在7公里左右。这些城市用数据证明了“高收入”与“低压力”可以兼得。在这些城市生活，不需要为了一套房子付出几十年的收入，也不需要每天花两三个小时在路上，还可以享受与一线城市相差无几的购买力。
“舒适之城”的高收入从何而来？答案藏在产业结构里。绍兴的纺织、温州的电气、佛山的家电、常州的装备制造，这些城市都有深厚的制造业底子。制造业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收入分配也相对均衡。相比之下，一线城市虽然平均收入更高，但收入差距更大，中低收入群体实际上过得并不轻松。
同时，榜单前十的舒适之城，无一例外都深度融入了核心城市群，实现了与超大城市的功能互补：绍兴、嘉兴承接上海、杭州的产业外溢，佛山、东莞对接广州、深圳的产业链配套。它们既共享了城市群的交通网络、创新资源与产业红利，又规避了核心城市的高房价、长通勤压力，这是它们能实现“高收入，低压力”均衡发展的重要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应届毕业生的选择也在改变。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25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过去五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小幅下降，在二线、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就业比例提高到了2024届的21%、39%。其中东莞、苏州、南京的外省籍毕业生占比，分别上升到了63%、55%、53%。这说明年轻人正在从“高收入城市”走向“高性价比城市”。
这一趋势的变化也得益于二三线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近年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逐步形成了“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三链融合的模式，并且通过人才服务体系的创新，吸引了大量本科毕业生。
当前，越来越多毕业生将目光从一线城市转向绍兴、嘉兴、佛山、东莞、宁波、无锡等“收入不低，压力不高”的舒适之城，这是一种更公平的城市想象。毕竟，一座城市的成功不应该只在于拥有多少高薪岗位，更在于普通人能否在这里既挣得到钱，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迈向舒适之城的治理路径
不同类型城市的舒适度特征与核心优势各异，也面临着不同的发展瓶颈，针对这些差异化问题，不同城市需要探索适配自身的治理路径，才能真正迈向宜居舒适的发展阶段。
（一）驾驭增长，对“舒适之城”的建议
绍兴、嘉兴、温州、佛山、无锡、常州等舒适之城已经实现了较为均衡的发展，但面临着一个核心矛盾：房价上涨意味着土地财政增收、城市资产升值、居民财富增长；控制房价则意味着放弃这些红利，选择一条更难走的路。
破解这一难题，需要多管齐下。首先，需要建立房价收入比监测预警机制，当房价收入比突破15且持续扩大时，应启动土地供应调节和保障性住房增供机制。
其次，需要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土地财政是一次性的，但产业带来的税收和就业是可持续的。因此，需要将更多资源投入产业升级和营商环境改善。与此同时，如果房价不可避免地上涨，那么上涨带来的土地收益应当通过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等方式返还给居民，避免被少数投机者攫取。
最后，需要守住制造业底色，避免产业空心化。如果盲目追求自身资源禀赋无法支撑的高端产业，可能导致收入分化加剧、房价失控、职住分离扩大。
（二）寻找平衡，对“承压之城”的建议
北京、上海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保持经济活力的同时，缓解居民的住房和通勤压力。
首先，需要优化城市的空间结构，推动“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型，借鉴深圳的带状组团式布局，实现生产集聚区与生活集聚区的均衡。
其次，需要增加居住用地的供应，提高住宅用地在年度供地计划中的比例，并在轨道交通站点周边提高保障性住房的供应量，将物的投资精准服务于人的需求。与此同时，需要构建多层次住房体系，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给，降低新市民的居住成本，推动“租购同权”。
最后，需要优化职住关系，支持企业提供通勤班车和员工宿舍，加快轨道交通和智慧交通系统的建设，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的韧性。
（三）转化优势，对“安居之城”的建议
如何将安居优势转化为吸引人口和产业的竞争力，是银川、西宁、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等城市面临的核心命题。
首先，需要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与此同时，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主动融入区域产业链，创造更多优质岗位，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
其次，需要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创业门槛，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并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同时也要加大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弥补优质资源相对不足的短板。
最后，还要警惕“安居陷阱”，避免单纯依靠低房价吸引人口流入而忽视产业培育。产业跟不上，时间长了还是留不住人。
（四）补齐短板，对“落差之城”的建议
厦门、三亚、汕头、深圳等城市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补齐短板。
对于厦门和三亚而言，需要增加面向本地居民的住房供应，避免旅游地产过度挤占居住空间，对旅游地产实施差别化政策，引导旅游收入反哺城市公共服务。
对于汕头而言，则需利用便利的交通，吸引企业和人才，加强产业培育，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避免经济活力不足。
对于深圳而言，住房问题是提升舒适度的关键。深圳需要完善“市场+保障”供应体系，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多渠道筹集房源，提高供给的多元性；完善青年人才安居支持，降低新市民的居住成本。
不同类型的城市需要不同的治理路径，但有些答案是共通的。一是推动“产城融合”，鼓励“15分钟生活圈”建设。二是构建“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培育城市副中心，鼓励混合用地。三是强化交通基础设施先行的作用，根据人口增长提前布局轨道交通和智慧系统。四是“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让物的投资真正落到人的需求上。
中国城市正在告别单一的增长叙事，逐渐转向一个更舒适、更有温度的发展阶段。“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为中国城市的发展锚定了方向。
这份报告，试图为中国城市发展提供一种不同的分析框架和观察视角。我们相信，当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重新定义“成功”，中国城市的未来会更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