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里的“叫魂”：谣言背后的北宋社会和政治
“做历史的人通常感兴趣的是发掘政治制度的变化、经济的运行、学术思想文化的变迁，更多地从宏观角度考虑问题。但我经常开玩笑说自己就是个‘乐子人’，不是很正经地要做大历史的，我喜欢在历史中寻找花边新闻，例如皇帝长得好不好看，有哪些小道消息在流传………我喜欢在历史中发现这些东西”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徐琳玲
黄博，1982年生，重庆人，历史学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著有《如朕亲临》《宋风成韵》《如临大敌》《不与天下州府同》《扎布让的黄昏》等。 （华小峰/图）
2006年的一个秋日，24岁的黄博正在四川大学校图书馆翻看《续资治通鉴长编》里有关四川的宋代史料，想为自己的硕士论文找个方向。
当时，他刚读完汉学家孔飞力的《叫魂》和柯文的《历史三调》。手指落到4182页时，他留意到宋仁宗被一则来自四川的谣言搞得心神不宁、找宰相来商量如何应对的记载。嗅到了一丝“异常”后，他开始搜寻、整理与这则谣言相关的史料。
在黄博的梳理之下，一段湮没在故纸堆中的往事面目越来越清晰，也变得越来越有趣。在跟导师刘复生教授汇报、商量后，他最终以“宋代谣言”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选题。
在史料之外，他对谣言有着越来越鲜活真切的感受。川大周围有许多茶馆、麻将馆，生意兴隆。黄博是那里的常客，喝茶或手摸着麻将牌时，耳边萦绕着各种版本的八卦、流言和秘闻，蜚短流长在这里汇集、滋长再流向各方。到准备读博时，他曾一度计划在“谣言与宋代社会”的问题上继续深入。但在现实中，被各种事务、工作推着走，他一直没能腾出时间、精力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发力。
直至十多年之后，这位在历史写作上已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推出新作——《如临大敌：谣言恐慌和大宋王朝1054年》（ 2025年出版 ）。
“盛世”谣言启示录
这是一本从书名到题材都抓人眼球的书。
北宋仁宗时期，从民间到朝廷都在流传一则离奇谣言：甲午年，四川将会有大动乱。随着甲午年（ 1054年 ）的逼近，从四川到帝国中央的洛阳、开封，各种谣言不断滋生、蔓延，紧张、焦虑和恐慌笼罩着北宋朝野。中央和地方如临大敌，做了各种预案，在担心和期盼中等待着1054年的到来……
在前现代社会，上至九五之尊的皇帝，下至底层百姓都相信：国运与干支纪年有着神秘的关联，谓之“天命”。从五代到北宋时期，每逢甲午年，必然有动荡发生。这种近似魔咒的规律，形成了从朝廷到民间的心理恐慌。
在帝国西南的巴蜀，“甲午再乱”之说有着强烈的历史记忆：在前一个甲午年（ 994年 ），真宗时期爆发了四川茶贩李顺、王小波领导的起义；再往前数一个甲子，后唐节度使孟知祥趁中原王朝内乱之际发动叛乱，割据一方，建立后蜀政权，直至三十多年后，被新崛起的北宋王朝击破、统一。
从常见史料的边角料出发，黄博勾勒、描绘出一幅从仁宗皇祐四年（ 1052年 ）到至和二年（ 1055年 ）谣言下的众生相：从皇帝、宰相、朝中大臣到派往川地坐镇的官员，从当地士人、底层百姓到四川边缘的少数民族部落，甚至远在广西边境发动叛乱的豪酋。在这场“无中生有”的社会恐慌里，“局中”各方力量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们则被考验着治理和应对危机的能力。
尽管是一本面向大众的通俗历史书，《如临大敌》的学术含量远超黄博当年那篇硕士论文。除了对史料、理论更为深入、透彻地解读，该书更糅进了他此后十多年对宋代地方与中央关系的研究成果。
在这场沸沸扬扬、长达数年的“甲午再乱”谣言的背后，是四川地方与宋廷之间长期以来的隔阂、戒备和互不信任。自北宋统一巴蜀之后，中央朝廷对川人抱有“奸讹易动”的成见，故一直保持高度警惕，施以高压、威慑政策。而在朝廷持续的政治高压和经济压榨之下，造谣和传谣成了四川民间表达不满情绪的一种扭曲、也是成本最低的反抗方式。
围绕着谣言，黄博也从传播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对宋史进行了另一番打量。
事实上，这是一个在谣言中诞生、在谣言中倾覆的王朝。五代北周末年，武将赵匡胤极富戏剧性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正缘于一年前京城流传开的“点检作天子”谣言，以及当年正月初一契丹进犯镇、定二州的虚假情报。到南宋末年，率蒙古铁骑踏平杭州城的主帅伯颜的样貌被传酷似被赵宋夺走江山的周世宗，满足了民间对“天理循环，因果相报”的理念认同。
纵观两宋史上的重大事件，无论是仁宗朝夭折的“庆历新政”，还是神宗时期激起持续党争的“王安石变法”，无不伴随着各式各样的谣言。朝中大臣们借助“风闻其事”，或打击政敌、或劝谏皇帝。谣言由此成为一种具有历史穿透力的奇特的社会现象，跨越整个赵宋王朝，成为警世恒言。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新锐青年学者周思成用“眼前一亮”来形容他读《如临大敌》时的感受。作为近年来脱颖而出的历史写作者之一，他尤其佩服黄博在寻常的、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史料中发现、制造话题的能力。
“他能把我们现代人关心的话题，与古代的、甚至是一千多年前这样非常遥远的时空联系起来。”他赞叹说，“这要求学者既在一个领域深耕细作，又对现代社会保持着足够的开放性和敏感。他的这本书，包括他之前的《如朕亲临》，都非常好地体现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视角。”
作为一名普通的历史爱好者，我一方面被这个极具张力的历史故事所吸引，另一方面却不时感到迷失在众多次要的、甚至与核心事件似乎相关度不大的史事和人物中——譬如，书中正在讲述四川官民被蛮